一年半以前，这个全球最大软件企业的CEO史蒂夫·鲍尔默与中国国家计委签署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谅解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国家计委支持微软公司与中国境内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开展包括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在内的一揽子合作计划，涉及金额超过62亿元人民币。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软件领域最大的一个对外
合作项目。
2002年6月26日下午，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和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为双方的合作而举杯互贺时，几乎没有人知道巴尔默此行目的何在。待到当日傍晚人们得知了备忘录的签署，却不知内容为何时，少有人能理解微软和国家计委各自的意图。
“中国政府就此将自己的软件产业拱手相让”，这样的说法已经令主要参与谈判和合作的官员们不满，“居然还有人说中国政府没有能力让微软给自己做事。”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委)高技术司信息处副处长袁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生气地说道。
而压力不仅仅扑向了中国政府官员们，鲍尔默回到美国西雅图的公司总部后也遭遇到了公司内一些人的质疑：“为什么给中国这么大的投入，而对方却没有任何承诺？”
到今天，微软-国家发改委合作备忘录的三年承诺已经过去一半时间了。一年半以来，微软在中国干了什么？
期中成绩
2003年9月，微软-发改委合作委员会执行办公室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成立，执行办公室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跟踪这62亿元备忘录的运行情况，并负责定期或不定期地将项目的进展和阶段性成果汇报给中国政府。在2003年10月和11月，执行办公室已经完成了两期合作简报。
这两期简报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微软过去一年半来的工作总结。“本来应该是一季度一报的，”微软大中华区战略投资和规划部总经理龚定宇对本报说，“但是因为此前没有成立执行办公室，所以连续出了这两期，把以前积累下来的也都一块儿放了进来。”
简报的主要内容有：
微软原承诺三年内外包6亿美元的硬件产品给中国企业，目前其全球包括Xbox游戏机、鼠标、键盘、游戏手柄等硬件产品的生产外包已经全部移到了中国，这一项外包额在2003年就已经达到7亿美元，超额完成了原先的承诺。
微软承诺三年内向中国企业提供1亿美元的软件外包合同，2003年这个数字达到了800万美元。
微软承诺三年内帮助中国培训2000名软件架构师，和大量的软件项目经理。目前微软高级软件架构师培训班已经在成都、北京等地举办了三期，培训了超过1200人，满意率达97%。今年预计培训工程师总数将超过2000名。
微软还承诺向中国政府开放源代码。目前微软已在国家信息安全产品测评认证中心下设立了微软源代码查看实验室，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中软总公司、济南得安、国家信息安全基础设施研究中心、中电科技集团15所、北京天融信、北京启明星辰等七家企业已经获得了查看微软软件源代码的许可。
此外，微软还与中国一些院校的软件系和软件学院建立了合作，参与教材编写等。微软还与中国一些企业建立了联合实验室。
微软与中软的合作也被视作备忘录框架下的一部分。年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中软是中国最大的软件企业，是中国软件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2003年11月，鲍尔默再次访华时，与中软签订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接下来，微软除了向中软提供软件外包服务外，还帮助中软建立了美国子公司，并帮助华为、中星微等公司拓展了海外业务。
建立信任
显然，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期中答卷。但是，却仍有进展不如预期——至少不如中方的预期——的地方。
袁野同时还兼任微软-国家发改委合作委员会执行办公室副主任，他向本报指出，在软件外包方面，进展速度还不尽如人意。的确，一半时间过去了，目前只完成的800万美元价值的外包合同，和三年实现1亿美元的承诺相比还差得很远。
但是微软龚定宇认为，如果报关问题能够解决的话，微软中国公司本身从美国微软获得的外包服务收入也可以算在备忘录的框架之内。
但是他指出，中国软件企业向海外销售收入的报关问题不太好解决，因为中国海关是形式报关，需要出口的软件产品有物理外形，而在这一点上，微软就提供不出来。
事实上，外包的确是跨国企业在海外子公司的收入形式之一，尽管发包商一般都是自己的母公司。同样，微软中国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是在中国市场上的产品销售收入，另一则是以独立法人身份向母公司提供的外包服务收入。
因此微软目前能够划到备忘录名下的外包合同，就只有微软中国公司再转包给中国软件企业的800万美元的服务。而这部分服务，大部分是软件测试，软件开发外包的服务比例很低。
但这是中国软件产业的现状决定的。微软在中国的外包服务商之一的文思软件，也是以提供测试服务为主。该公司的总裁陈淑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中国软件企业起点低，从整个大型软件的开发流程来看，测试是中国企业相对容易切入的点。国家发改委的袁野也相信，以软件测试服务为突破口是比较现实和可行的，毕竟从这个角度，中国软件企业可以知道微软这样的大型软件企业是怎样思考的，这就像老师把解题思路写到纸上给学生看一样。
和其他承诺的推进情况相比，软件外包方面的进度的确要缓慢得多。但袁野同时也指出，这不能全部归咎于微软。微软的很多大型软件，如Windows、Office等，都是要在全球发售的主力产品。这些软件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容不得半点错误，尽管测试是最基础的服务，但却不是要求最低的服务，一旦应该发现的重大问题没能在测试环节找出来，将成为新发布的大型软件的致命伤也未可知。此外，测试环节的进度也相当重要，一款软件如果因为测试进度跟不上而推迟发布，对一家依靠市场生活的大型软件公司来说也会酿成严重后果。
事实上，袁野发现，在面对中国企业的软件外包服务时，如此谨慎的远不止微软这一家公司，不敢相信中国外包商是美国企业的通常思路。目前印度软件企业已经赢得了美国企业的信任。不过美国对中国软件外包商没有信任，日本却有。目前为止，中国软件外包服务的最大出口国是日本。尽管如此，中国软件公司也在面临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想与中国软件公司建立外包合作，可是中国公司却少有能拿出日本公司认可的资质证书的。2003年初，微软在考察国内最大的软件出口企业大连华信时，发现华信也受此事困扰。于是通过与美国高层协商后，微软决定与大连华信建立日语软件人才培训中心，接受中心培训过的软件人才可以拿到日本微软颁发的认证证书。刘军相信，这一举措为中国软件企业拿到更多的日本外包业务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以前我们要反复向日方代表介绍我们的能力，”大连华信的总裁刘军向本报说道，“而现在，只要给他们一出示日本微软的认证证书，就完全说明我们的资质和水平了。”
相比规模、成本方面的比较，袁野认为信任度的建立也是中国软件企业所急需的。因此，中国政府也愿意看到微软主动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至少这会成为中国软件企业在面对国外发包商时最有说服力的地方。
除了给更多的中国企业下订单、将3家中国企业(中软、大连华信、湖南创智)放进自己全球27家战略合作伙伴名单以外，微软也在考虑与中国软件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
未来
对于中国软件产业的将来，袁野显得充满了信心。“为什么要怕外资入股？”袁野反问道，“看看当年的青岛-利勃海尔、美菱-阿里斯顿，现在都怎么样了？”是的，这两家当年非常依靠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的中国企业，已经抛掉外国名字，并重新用中国名字反攻国外市场。
无论如何，让微软走第一步并不是坏事，“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袁野说道，“我们本来就希望与微软的合作会对其他跨国企业起到示范作用。”
但是对第一个吃螃蟹者的勇气该不该鼓励？袁野表示肯定，但同时也强调，鼓励不应该变成政策倾斜。事实上，据本报了解，美国微软总部本来就有人反对如此巨大的对华投资，结果2003年出台的关于政府软件采购倾向于国产软件的政策令鲍尔默等主张与中国建立更长远关系的人倍觉尴尬。
中国政府试图说服微软，后者的真正利益不应该体现在中国政府给的特殊待遇上，而应该来自于把中国软件产业的蛋糕做得更大。至于政策向国产软件倾斜的问题，发改委给微软的建议是：加大微软重要软件在中国研发的比例。袁野向本报透露，中国政府正在考虑制定一个办法，对国外软件在华研发的比例达到多少后可以视作国产软件进行规定。“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国外软件企业将重要的研发活动放到中国来。”
但中国政府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微软最高层对于与中国建立更长远关系的信心是坚定的。尽管有反对的声音，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比尔·盖茨和CEO鲍尔默仍在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步伐。“盖茨和鲍尔默是真正有远见的人。”袁野说道。
正因为此，才会有了2003年8月微软设立大中华区CEO一职，并把在中国磨练了十余年的陈永正从摩托罗拉——在华优秀跨国企业的典范——的中国董事长的岗位上挖了过来，并积极放权，让陈主抓微软在华的一切事务。
向来以与政府关系良好著称的陈永正也不孚所望，给微软与中国政府的合作备忘录带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这一点上，中软的总裁唐敏感受颇深。陈永正积极提出微软与中软共同研究中国市场，除了软件外包服务、与中软联手开发基于微软.NET技术平台的行业解决方案之外，陈还主动加快了微软与中软在新领域的合作。现在，据本报了解，双方就在谈论合作进军数字电视的可能性。11月下旬中软才和微软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到了2003年底，中软的美国子公司就成立起来了。“这些合作，都是陈永正上任之后加快起来的。”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唐敏说道。
这是微软第一次与一个国家政府展开全方位的旨在振兴软件产业的合作，这也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与一个外国企业就如何提高本国产业水平展开的合作。大家都是第一次，都很新鲜，都没有经验，因此双方才会在合作委员会建立一年半之后，发现需要一个常设的机构和人员来跟踪和推进各个项目的进展。“现在，办公室的人员也才刚刚到位。”袁野向本报介绍道。办公室设立后，微软将会把新一年的工作计划通过办公室交到发改委进行审核，双方拿出执行方案后，再通过办公室进行跟踪和推进。这就是微软与发改委的期中报告。
和其他承诺的推进情况相比，软件外包方面的进度的确要缓慢得多。但袁野同时也指出，这不能全部归咎于微软。微软的很多大型软件，如Windows、Office等，都是要在全球发售的主力产品。这些软件产品的开发过程中，容不得半点错误，尽管测试是最基础的服务，但却不是要求最低的服务，一旦应该发现的重大问题没能在测试环节找出来，将成为新发布的大型软件的致命伤也未可知。此外，测试环节的进度也相当重要，一款软件如果因为测试进度跟不上而推迟发布，对一家依靠市场生活的大型软件公司来说也会酿成严重后果。
事实上，袁野发现，在面对中国企业的软件外包服务时，如此谨慎的远不止微软这一家公司，不敢相信中国外包商是美国企业的通常思路。目前印度软件企业已经赢得了美国企业的信任。不过美国对中国软件外包商没有信任，日本却有。目前为止，中国软件外包服务的最大出口国是日本。尽管如此，中国软件公司也在面临一个问题：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想与中国软件公司建立外包合作，可是中国公司却少有能拿出日本公司认可的资质证书的。2003年初，微软在考察国内最大的软件出口企业大连华信时，发现华信也受此事困扰。于是通过与美国高层协商后，微软决定与大连华信建立日语软件人才培训中心，接受中心培训过的软件人才可以拿到日本微软颁发的认证证书。刘军相信，这一举措为中国软件企业拿到更多的日本外包业务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以前我们要反复向日方代表介绍我们的能力，”大连华信的总裁刘军向本报说道，“而现在，只要给他们一出示日本微软的认证证书，就完全说明我们的资质和水平了。”
相比规模、成本方面的比较，袁野认为信任度的建立也是中国软件企业所急需的。因此，中国政府也愿意看到微软主动与中国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至少这会成为中国软件企业在面对国外发包商时最有说服力的地方。
除了给更多的中国企业下订单、将3家中国企业(中软、大连华信、湖南创智)放进自己全球27家战略合作伙伴名单以外，微软也在考虑与中国软件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