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大国有林区面临无林可采困境

　　-50余万人如何突围“独木经济”

　　-身份尴尬源自体制之痛

　　南麓森林边缘退缩数百公里

　　大兴安岭地区图强林业局最大的贮木场里，上个冬天伐下的木头还有相当一部分没卖出去。据说，近20年来，落叶松的市场价格居然没一点“长进”，始终维持在400元／立方米左右。“一边是大兴安岭特有的落叶松根本卖不上价，一边是山上能砍的木头已经不多了。可近年来，为了完成国家指令性的采伐任务，哪个采伐小工队每个冬天都要转战好几个作业点。而从前，一个作业点，一个小工队干几个冬天不成问题。”望着眼前躺着的一堆堆并不很粗壮的落叶松，图强林业局负责销售的副总经理耿久祥的眉头拧成了疙瘩。

　　他特别想知道，国家能不能别再给大兴安岭林区下达砍伐指标了？他说，这是大兴安岭地区10个林业局一致的想法。

　　大兴安岭森林资源林政管理局的统计数据印证了他的说法———大兴安岭开发建设40年，为了完成木材生产任务，商品林区中70%的森林进行了多达3次的“回头伐”，甚至出现了在主伐场内采伐中幼龄林木的现象。而根据采伐规程，“回头伐”的间隔期为20年。

　　戴万春在大兴安岭工作了30多年。这位学国民经济管理出身的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巡视员忧心忡忡地表示，按目前国家下达的采伐指标，16年后，我国惟一的寒温带明亮针叶林区———大兴安岭林区将无木可采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

　　据悉，1998年国家启动天然林保护工程后，大兴安岭地区的年指令性采伐指标已经从1997年的350万立方米减少至2003年的214万立方米。但即使按照现在的木材年产量计算，大兴安岭的成过熟林资源加上近熟林资源也只能维持16年的生产。这意味着，大兴安岭地区还要等36年方能再有森林资源可采。

　　在鄂伦春语中，大兴安岭地区行署所在地加格达奇的意思是生长樟子松的地方。可现在，加格达奇周围已经找不到一株天然的樟子松。

　　戴万春介绍，历史上，大兴安岭林区的南缘应该在嫩江一带。近百年来，南部林缘已经向北退缩了140公里，甚至在东南部出现无植被庇护的三角形干旱、半干旱地带。他认为，大兴安岭林区的天然林资源开发至今已发生了恶性质变，1987年的森林大火对骤减的森林资源无异于雪上加霜。森林退化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王忠林专员称，开发40年，大兴安岭地区已经为国家提供1.1亿立方米的木材，占全国林业提供木材总量的2%。其间，曾经平均年产量占全国国有林区年提供商品材的10%。现在，大兴安岭林区可采资源面临枯竭，渴望休养生息。

　　他建议，由于当地自然条件恶劣，森林环境的恢复至少要120至140年时间，国家能否考虑对大兴安岭林区的森林功能进行重新定位———从以木材生产为主，转变为以生态建设为主，停止对商品林区指令性的主伐作业。

　　除了生态方面的因素外，有专家还给出了停止商品林区指令性主伐的另一依据。大兴安岭林区主要树种是落叶松，其木材具有坚硬、耐朽、抗压力强等优势，但有油脂多、干燥易开裂、扭曲变形等缺点。过去主要用做枕木、电线杆、桥梁、矿木等，但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面世，落叶松木材使用领域越来越小，现在基本或全部退出了上述行业。这也是为什么近20年来，木材生产成本已经翻番，但落叶松的市场价格基本不变的原因之一。专家呼吁，既然落叶松的市场不景气，何不放弃它眼前的经济价值，充分发挥它的生态效益？

　　50余万人如何突围“独木经济”

　　大兴安岭地区，土地8万平方公里，人口近54万，一直靠木头吃饭。可采林木资源的减少和“天保工程”限伐战略的实施，已经对当地独木经济结构造成巨大的冲击。当地官员称，上个世纪90年代，大兴安岭地区就已经陷入“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的两危境地。

　　另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天保工程实施以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投资近430亿元，用于森林管护事业费、职工一次性安置费、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费、基本养老保险费补助等，林区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专家认为，这属于国家“输血扶持型”的单项流动，远没有形成“造血发展型”的良性循环。天保工程政策的资金支持只有10年，10年之内，没有新的替代产业，林区可能重新陷入危机。

　　如果国家真的不再下达指令性砍伐指标，放下斧头锯的大兴安岭人，如何突围“独木经济”？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巡视员戴万春认为，改变大兴安岭林区的定位，从用材林基地到生态保护区，不等于林区失去了经济功能。可以利用当地独特的景观，发展森林生态旅游；利用当地无污染的环境和丰富的野生浆果、野菜、菌类，发展绿色食品加工业；利用当地寒冷的气候条件，发展皮毛类特色养殖。如果这些不以消耗森林资源为条件的多种经营在林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能从现在的20%增长到80%，那么突围“独木经济”是有希望的。

　　38岁的史仍臣现在是图强林业局奋斗林场的护林工，而在实施天保工程之前，他是林场的营林工。当营林工时，他每月工资500多元，由林场发。当护林员后，他的工资每月400多元，钱来自天保工程的经费。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划定的林区内巡视，防止森林火灾。林场领导告诉他，他可以在巡视之余，利用护林站周围的资源种点什么或养点什么。

　　护林站周围有个水泡子，去年起，史仍臣和另一个护林员一起养了1000多只鹅。虽然刚刚起步，但每个月也能有几百元收入。史仍臣对通过养鹅增加自己的收入很有信心。他说，将来天保工程不给钱了，过日子也没问题。

　　图强林业局的负责人王天辉说，他们已经拿出几十万元借给林场职工，作为他们搞家庭自营经济的启动资金，史仍臣就是靠林业局借给他的3000元钱开始养鹅的。已经有31个管护站以家庭为单元，选择养山鸡、鹅等项目发展自营经济，收益已达27万元。

　　戴万春的另一个观点是，“大兴安岭林区不适宜再作为国家重要建设林基地”的提法，不等于当地的一立方米木头都不能动。即使整个林区全部划为生态林，每年为了提高森林质量，还必须人为地对森林进行公益性的抚育和改造。按现有林区面积算，每年抚育伐出的木材大约可能在150万立方米左右，完全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搞木材的精深加工。

　　尽管林区的特色资源开发前景看好，但专家认为，要真正走出“独木经济”，大兴安岭林区尚有相当大的差距。目前大多数产业还处于开创阶段，企业规模小而分散，缺乏龙头企业带动，整个大兴安岭地区小企业占了80%。全区木材加工方面的本科毕业生不超过10人，企业的技术含量低，创新能力差，木材利用率低。例如，有的企业生产牙签、雪糕棒等使用的原料居然是大径原木，利用率只有30%。虽然有漠河北极村、黑龙江界河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由于交通不便、景点档次低、景区布局散等因素使旅客“难进来，留不住”，暂时难以做大，更不可能马上成为支柱产业。

　　中国林科院的专家建议，大兴安岭地区还是要靠做大特色产业突围。比如特色养殖、绿色食品开发、生态旅游、当地北药资源的开发等等。落叶松原材的市场已经萎缩，应该对其精加工的技术进行技术攻关，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体制之痛

　　王忠林的身份很特殊，他既是大兴安岭地区行署专员，又是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的董事长。大兴安岭地区本身也很尴尬，地区行署是黑龙江省政府的派出机构，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又是国家林业局惟一的直属企业，而地区的行政区划又跨内蒙古和黑龙江两省区。这种林政合一的体制已经沿袭若干年，而其弊端也逐渐显露。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有3县4区，而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有10个林业局，其中有5个林业局和2县3区实现林政合一的管理体制，政府经费和社会性支出都靠着林业企业。还有5个林业局虽然是单纯的森林工业企业，但也存在办社会的问题。

　　大兴安岭地区是典型的“大企业、小政府”，一旦企业出现困境问题，整个地区就跟着陷于困境，地方政府调节当地经济的能力很弱。专家们建议，大兴安岭林区的经济要走出困境，一方面要积极发展替代产业，另一方面要尽快解决林政合一的问题。要划分政府管理的公共事物和企业负责的经济事务，并在人、财、物上彻底分开，让政府有实权，集团企业也能够轻装上阵。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雷加富在最近一次天保工程的全国性会议上说，如果不剥离企业的社会负担，企业就不能轻装前进，如果不把企业塑造成真正意义上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竞争主体，国家给再好的政策，企业最后也会坐吃山空。

　　专家认为，还应建立国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国有森林资源管理机构、林业企业“三权分离”的机制。国家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行使对森林资源的执法监管；国有森林管理机构负责森林资源的资产运营；林业企业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这样，大兴安岭才能真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