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媒体全力以赴做“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号外或特刊之时，权威杂志《中国改革》却从北京派出强将精兵赴广东，策划采编《广东明天怎么走》专刊。有人问，从新闻来讲，“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是“眼球新闻”，从“风向”来看，人们现在纷纷把眼光关注“长三角”——“长三角”比“珠三角”后劲更大，把目光投向“振兴东北”新战略，为何你们还要全力盯住“夕阳广东”？回答令人大吃一惊——

　　其一，“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获得圆满成功”虽然是中华民族进入太空的划时代大事，但与“广东明天怎么走”讨论相比，这只是一个“后天才能取用的定期存款”；要而言之，“首次载人航天”成功，并不直接决定中国明天（近20年）是否继续走向富强、幸福，而研究“广东明天怎么走”，却将决定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直接左右中国未来20年如何前进。42年前的前苏联就首创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在航天领域领先于全世界，但这一优势并没有保证前苏联以后成为世界上最富强、最幸福的国度，在它这一伟大载人航天成功30年后，1991年却出现了苏联解体，俄罗斯国民经济大幅度衰退。前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民族衰落，说明把民族与国家的发达寄托于某项高科技的成功，把国家经济的重头戏放在抓尖端航天科技，可能是一种新时代的“千金一笑”和“花瓶工程”。正如1964年中国成功研制了原子弹，举国欢庆，但接下来全国人民得到的却是十年文革浩劫——历史一再证明，影响中国人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始终是政治路线与体制改革。即便是今日美国，哪怕有多项高科技领先全于全世界，经济实力举世无双，但是美国人并不是今日世界上最安全、最幸福的人。“9.11”事件表明，世界上一些高科技并不领先，军事实力并非一流的小国（如瑞士等），其人民的生活反而比美国人质量高。对高科技的迷信若取代了对社会制度、对人性的深切关注，这样的国家是非常危险的。

　　其二，不论有多少人论证“长三角”比“珠三角”有后劲，但必须承认，就经济改革经验来说，“珠三角”是“长三角”的老师：制度创新、经济的国际化和生活质量现代化是“珠三角”经济改革成果的重要特征。2002年，从出口总量看，“长三角”比“珠三角”少201.64亿美元；从生活质量现代化评价指标看，“珠三角”和“长三角”人均电力消费量分别是352.49千瓦时和257.76千瓦时，每万人拥有医生数分别是23.43人和19.98人，2002年，“长三角”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0361元，平均同比增长12.7％；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平均则达到14285元，平均同比增长7.6％。总体平均水平看，“长三角”收入比“珠三角”约低3924元，但增幅则比“珠三角”高5.1个百分点。虽然“珠三角”社会高质化指标均相对高于长三角，但“珠三角”今日出现发展速度低于“长三角”的危机。“珠三角”目前的困境是：所有能用的经济改革方式都已用了，再往前走，必须突破体制改革的瓶颈；而“长三角”的后劲在于，由于改革起步稍晚，还有许多领域没有采用“珠三角”的经济改革模式，今后将可全面采用“珠三角”改革经验而以规模经济后来居上；“长三角”是以地域规模优势形成的经济总量来追赶“珠三角”。说明白了，对于“长三角”之类的内地，其改革方式是努力“珠三角化”，是内地“广东化”；而对于“珠三角”和广东呢，则是寻求新的制度改革空间的问题，这一空间不在地域，不在经济，而在政治体制，在于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虽然“珠三角”需要联合港澳形成“大珠三角”，但这主要是为有利于引进香港制度文明。

　　都说“珠三角”的改革起于1978年12月18日的“三中全会”，这话是不准确的。试想，“三中全会”是事关全中国的会议，为什么贯彻其改革精神的先锋不是首都北京，不是当时全国经济强市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不是在中国重工业基地东三省，不是九省通衢的武汉，而是深圳，是“珠三角”，是广东？这是因为自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广东就一直是中西文化碰撞的桥头堡，是中国学习引进现代化的前沿阵地，从康梁维新到孙中山辛亥革命，到广州“国共合作”北伐，毛泽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近一个世纪，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说都是发端于广东；而沦为英帝国殖民地的香港，恰好成为了西方文明中国化的实际演示地，紧靠香港的广东，自然“近朱者赤”，成为最好的学生。广东成为中国近25年的改革之窗，是因为一百多年的“中西合璧”历史沿袭所造成。可以预见，在未来三十年里，香港仍将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最佳教练场——因为香港是因中国人实行西方现代制度成功而发达。到香港学习西方现代文明，比到美国、英国任何一个外国，都能成本更低的学到现代化的操作方法。

　　有学者指出，广东25年的改革硕果就是广东香港化——主要是经济模式香港化的结果；广东现在的困境，主要是广东还没有找到既不悖离现有体制约束，又能科学借鉴香港制度文明的问题。在广东目前没有真正形成公民社会空间的情形下，在广东的舆论空间暂不可能如香港一样真正有属于非政府控制的民间传媒下，广东如何先学香港的金融制度、公务员制度、廉政制度、警官制度等制度文明，决定着广东明天能否更上一层楼。

　　关于“广东明天怎么走”，今日从政府到学界到企业家，都在深切关注。不久前国务院派出深圳问题调研组对深圳重新定位，就代表了中央政府对“广东明天怎么走”的高度重视。而学界关于广东兴衰的大讨论大辩论，则是学者对“中国明天何处去”的前沿研究，企业家们对深圳拟设立“中小企业上市板块”的高度关注，对企业大本营选择广东还是上海的反复琢磨，说明了企业界对“广东明天怎么走”的迫切探讨。

　　无论“广东继续香港化”还是“广东新加坡化”、“广东美国化”，种种主张都可能胜出，但决不会有一个“珠三角长三角化”、“广东内地化”的方案能够行得通。因为，无论怎么说，改革速度下降的广东现在仍然居于全国体制改革的先锋地位，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的体制改革，也只有在广东这个经济国际化改革走在前列的地方进行试验才最有利。

　　认清中国发展的焦点仍在广东，事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局—— 一个不能选准先锋的战役，是很难迅速推进的；只有全国人民全力支持广东继续担当体制改革先锋，只有广东人继续以“舍我其谁”的先锋精神勇当改革先驱，中国才会真正更上一层楼。

　　有远见的广东人既乐于看到“长三角”兴起，但更自豪自己将担当新一轮体制改革的尖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