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日下午，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三楼车间，3000余套计9000余册盗版《辞海》在隆隆声中被拦腰斩断。

　　具有戏剧效果的是，3年前，也在同一个车间，上海辞书出版社举行了《辞海》1999年版的下线仪式。

　　结果虽然令人满意，但众多问题值得深思：

　　追盗专案组历经两年多，行程数十万公里———由作为受害者的出版机构支付的成本是否太高？

　　盗版水准日益上升，真假非专家莫辨———难道国有印刷企业也在参与盗版？

　　不法书商的市场反应灵敏程度，远远超过正规出版机构———为什么盗版书几乎总是抢先“占领”市场？

　　《辞海》被盗，“能够有这样的工艺水准，非一般印刷厂能为”

　　上海辞书出版社副社长朱明钰是在2000年4月知道《辞海》被盗版的事的。当时，他第一个念头是不相信：有人会盗版《辞海》？

　　“学海无涯，《辞海》作舟”。《辞海》是目前我国惟一兼具字典、语词词典和百科词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书，凝聚了众多专家的心血。据悉，仅通读就有3次，校对有5个校样、10个校次，一个条目至少要审近20次才能过关。《辞海》的出版，也花费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大量的人力物力。据介绍，为了出版《辞海》199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从1995年就开始筹备，投入资金超过2500万元。“那几年，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出版项目，主要是为了《辞海》的出版。”朱明钰说。而《辞海》也是该社的主要利润源，占利润的50％以上。

　　《辞海》被盗版的消息陆续传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在安徽、北京、河北、陕西等地，相继发现《辞海》1999版的各类盗印本。有的版本印装精美，用45克字典纸印刷，手工装订，几乎和正版一样，一般读者难以辨别。

　　“能够有这样的工艺水准，非一般印刷厂能为。”朱明钰说。做的最好的两种盗版《辞海》，其印刷厂恰恰是技术力量雄厚的国企。《辞海》缩印本字体极小，采用很薄的40克字典纸，如果要翻拍盗印的话，会产生纸张透印或字迹模糊的现象，一般印刷厂的翻拍手段难以解决，装订水平也非同一般。

　　一家全国定点印刷企业，竟大规模盗印《辞海》

　　一封署名“有良知的老共产党员”的举报信表明，山东某地一造纸厂曾给一些涉嫌印刷盗版书的印刷厂出售过45克字典纸。由上海市公安局、市版权局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组成的专案组到造纸厂调查获悉，陕西汉中印刷厂曾经在该厂买过35吨40克字典纸，正好可以印刷5000套《辞海》。这与专案组原先接到的有关汉中印刷厂涉嫌印刷盗版《辞海》的举报相符。汉中印刷厂是全国定点印刷企业，曾印刷过《毛泽东选集》，现有工人700多人。

　　2000年12月，由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和陕西省公安厅、省新闻出版局及上海市版权局、市公安局、上海辞书出版社组成的专案组来到汉中，将犯罪嫌疑人———汉中印刷厂法人代表、厂长张一鸣，副厂长张明，市场开发部副经理张存光及厂党委副书记陈文德传讯。据交代：1999年12月，张存光、张明受不法书商李渭渭、哈翎委托，接受了由他们提供的盗版《辞海》菲林片和预付款30万元。在厂长张一鸣指挥下，厂供应科从济南某造纸厂购进印刷盗版《辞海》用纸，在两个月内盗印《辞海》普及本5000套，其中2500余套被书商提走，剩余的2400多套藏匿郊外。

　　至此，最艰难的汉中印刷厂盗印《辞海》案已接近尾声。据介绍，一年中，侦查员四处收缴《辞海》盗版本，北至东三省，西至甘肃新疆，南至四川福建，东至江苏浙江，行程数十万公里。在所破的4个《辞海》盗版案中，有两个国有企业，其中山东东营新华印刷厂是该省定点印刷企业。

　　上海市版权局版权处瞿太和说：“现在的盗版书有两个趋势，一个是走精品路线，一个是向低劣方向发展。而精品盗版中，离不开国有印刷企业的影子。”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国有企业参与盗版的背后

　　“盗版利润太高，让一些人见利忘法。”据朱明钰测算，盗版书只需付翻拍制作、纸张、印刷等费用，利润至少在100％以上。以《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为例，定价260元，但盗版成本在50元左右，出售价格却高达120元。因成本大部分支付给印刷厂，印刷厂也获利不浅。

　　而另一方面，大多数印刷企业日子并不好过。比如，陕西现有书刊印刷企业324家，印刷能力是2802．28万令纸，而全省出版社、报社和杂志社加在一起，年出版量大约只有300．82万令，实际需要只能满足印刷能力的1／9，尚有2000余万令的缺口。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导致相当多的印刷厂停产和半停产。

　　汉中印刷厂在盗印之前，就处在半停产状态。厂长上任一个月，就接受了盗版《辞海》的业务，工人还认为企业经营有起色。追查盗版《辞海》专案组来到汉中，居然遭到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

　　国有企业从事盗印，危害很大。它们都有相当的技术能力，盗版书籍与正版很难区别（正版与盗版《辞海》只有拿着放大镜，专业人员才能发现一些细枝末节的差别）。一些定点印刷厂利用替出版社印制图书的便利，抢先盗版，出现“盗版比正版快”的局面，正版很难收回失地。

　　有专家指出，现有管理机制的盲区，使少数国有印刷企业在从事违法经营时，少了些顾忌。在新的《印刷管理条例》颁布之前，印刷业一直未归口管理，所谓“三国演义、八国联军”就是指印刷业的多头管理。汉中印刷厂隶属于汉中市轻工业局领导，同时又受汉中市工商局和汉中市文化局的监管和指导。轻工业局管干部，任命的干部未必懂印刷。这次“出事”的张一鸣，就是从其他行业调进印刷厂的。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弱了行政管理的手段。出版业越是发达，行政管理就越是面临许多触角伸展不到的地方。而这伸展不到的地方，必须要有法律力量来填补，但法制建设目前还跟不上，就形成了市场、行政、法制三者未能很好重合的盲区。

　　主渠道和“二渠道”之争———出版社的意外心得

　　不法书商从印刷厂拿来盗版书，还要有一个地下发行渠道与之配合。目前，国内出版界公认的状况是：这个渠道虽然处于“地下状态”，却十分畅通。朱明钰感慨：正规出版机构应该对此反思。他甚至认为，这是《辞海》盗版案的意外收获。

　　《辞海》的发行，要通过主渠道，即通过全国各地新华书店进行。众所周知，在书刊发行中还存在着“二渠道”———直接通过书商发行。由于环节较少，发行通畅。

　　上海市版权局版权处瞿太和讲了一个故事：某书商收到一批不知从何来的书刊，按照定价卖掉后，就接到电话，要求将一半的销售额汇到某个银行账户。至此，一件地下交易就算完成。万一有执法部门来查，这个经销商除了一个银行账号，也不知道他的上家到底是谁。

　　河北省新闻出版局市场处处长李彦增深有感触：不法书商经过多年发展，实力逐步壮大，形成了完整的销售网络，销售手段更灵活，对市场的把握也很灵敏。对盗版书籍，这些书商有先期策划，市场上什么热销就盗什么，正版与盗版往往如影随形，甚至比正版还快。《辞海》上市前，一些不法书商就紧紧盯上，将其列入盗版名单。

　　打击盗版，让上海辞书出版社获得一条发行经验，算是意外之得。该社以往对每个版本的《辞海》数量都有所控制，以保持稳定的销售态势，却造成市场需求略显不足。于是，他们现在的策略是尽快、尽早地把市场空间填满，不让盗版书籍有余暇和缝隙可钻。他们“一手打盗版，一手促新版”，陆续推出多个版本。据介绍，仅1999年版就有7个版本，如普及版、彩图版等，价格从3000多元到200多元不等，以适应不同读者的需求。

　　出版社还召开研讨会，研究如何缩短发行周期，采取更灵活有效的销售方式。他们发现，盗版《辞海》直接从工厂发货给销售商，减少了中间环节，也降低了成本，因而更具竞争力。

　　从各自为战到联合起来———打击盗版需建立机制

　　由于存在“二渠道”市场，管理难度大大增加。从事打击盗版的瞿太和，所在部门是该局最大的，总共也只6个人。“对于偌大的上海市来说，6个人少得可怜。”他说。

　　在记者采访的一小时之内，瞿太和接到2个投诉电话，每一个投诉并不能保证都得到查访。很多书店单个品种进货数量不多，职能部门没有人力和物力对每一种有盗版嫌疑的书籍进行查处。

　　《辞海》被盗版，差点酿成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经济危机”。这个耗资2500多万元、历经5年的作品，是该社今后几年利润的主要来源，盗版对他们的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为了不至于“给挤得没饭吃”，逼急了的出版社不惜重金打击盗版。社长李伟国公开许诺：提供盗版书籍确凿线索者，可获赏金15万元。该社此次为打击盗版花费了40多万元，还不包括盗版书销售造成的经济损失。

　　《辞海》案是为数不多的反盗版成功案例。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出版物发行管理处副处长王新民认为，一是该书具有独特地位，政府部门比较重视；二是因为这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饭碗”，出版社才会下定决心一查到底。而其他出版社打击盗版，往往落个无功而返、徒叹奈何。朱明钰坦言，其实，出版社并没有更多精力来追究盗版。

　　盗版已造成出版社人人自危。每一种畅销图书都面临被盗危险。各出版社不惜巨资打击盗版。商务印书馆曾设立查处盗版专门机构；众人期盼的《魔戒》刚面市就被盗版，译林出版社不得不悬赏打假，但毕竟势单力薄，难如人愿。

　　上海从1998年起成立了反盗版联盟。这个由各家出版社共同出资的民间机构，对市场上的盗版出版物实行共同查处，信息共享。每一个成功打击盗版案例获赔后，出版社通常将获赔数目的20％—30％投入反盗版联盟基金。在查处《辞海》盗版过程中，上海辞书出版社就发现了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被盗版。这一信息及时通报给商务印书馆后，该馆立刻派员追查，避免了更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