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活录
文/邵培德  时间:2015年8月29日 浏览数: 打印

   引子

  许多年前就想写知青生活的片段:一来可作个人的纪念;二来也可留下些共和国同龄人的纪实以资后来者鉴;三者随着人民公社成为历史,接纳知青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知识青年”这个群体即将随着这批人的老去而终结。但人迈甲子,越以为人人自视己事可书,岂不成文字泛滥,就越难动笔。到今天来作这记录,原因在近些年看了不少知青文章,总感觉时间一久,回忆难免偏失,若无当时的日记类记载可察,文会落笔于史外;而我从小有写日记的习惯,于是拾起旧迹,撰《知青生活录》。

  一、离家第一幕

  1969年3月27日早晨,送知青下乡的锣鼓在黄桷镇街道革命委员会门前打得山响,重庆市北碚区夏坝初级中学66、67、68届的学生,无论过去参加过红卫兵组织还是没参加过红卫兵组织的逍遥派,现在一律叫知识青年,将上山下乡当农民了。这是首批下乡的知青,地点是川北南充地区的南部县的山区人民公社,坐汽车要整整两天才能到达。

  来敲锣打鼓的人,当然是那时被叫做“积极分子”的街道妇女,带头的自然是革委会主任及其办事人员。他们中,其实也有子女要下乡。来送行的不用说是父母亲人。自盘古开天辟地,历朝历代都是农村人走向城市,现在却是大批的城市青年要走向农村,天地翻覆,这一幕,当事人谁会忘怀呢?

  十几辆大货车,一车五六十个知青挤坐在行李包上,思绪翻滚,却默默无语。他们其实对农村并不十分陌生,夏坝中学就建在城乡结合部,每年农忙,他们都要参加一周的支农劳动,晓得些农村生活的艰辛。而今要叫他们如口号所说“誓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心里的滋味真还说不清楚。倒是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农村出来的,想到将来,虽哭声嘤嘤,却未号啕。那年月阶级斗争天天讲,谁也不敢造次,尤其是黑五类家长,连送行也不会来的了。

  我家成分高,我坐在货车里角,不去看那闹哄哄的场面,只是胡思乱想,但总想不出农村干部在学校动员会上讲的人民公社的美好究竟是啥样子,当初也仅凭“石泉公社”这名字的好听才选了它。下乡后才知道,石泉“石”是有的,但没有“泉”,甚至没有河,是周围几个公社中最穷的乡。

  我们不知道我们首批知青走后,动员其他知青下乡的气势;反正父亲以为我们还是首批去了的好。那些今天没坐车走的青年,不愿主动申请到农村的,可别小看了今天来送行的家长们,一旦化悲痛为力量,这些家长可以把那些家长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其暴力不下于文革初期的斗黑五类分子。于是全国几千万知识青年,不到半年时间,统统上山下乡了。

  我是夏坝中学初66级的学生。我们这些曾经搞过武斗的红卫兵,初中三年抱团最紧的七个同学也被分成了三起:曾当过红卫兵司令的汪三与王五性格相投,秀碧拉了凤碧跟他们同去了永兴公社;黑六、累子性格相左,偏就能融合一起,他们去了伏虎公社;我不想跟任何人在一起,放了单线,决心一个人生活。

  记得走前的那天晚上,我们七人在嘉陵江岸的礁石上,谈起此生二十年光阴,小学挨过饿,初中批过白专道路,三年文革造反自以为天下从此是我们的了,却不料现在要下乡当农民,不免吞声叹气。后来下了乡,我把这晚大家说的话和下乡后几个月的亲见亲闻写成一篇名叫《嘉陵江边》的文章寄给了《红旗》杂志社,但很快稿子被退回到南部县人保组——那年月公安局已被“砸烂”,改称“人保组”了——我也因此成了人保组的监视对象,在农村“抗战”了八年多——这自然是后话。

  当夜春寒料峭,嘉陵江上空星斗满布,把一江碧水映衬如墨。江边依形隐约可见礁石大者如屋,小者似犬似猴,杂乱堆满上码头。黄桷镇是天府煤矿的煤炭转运地,下边正码头上煤如山积。运煤的囤船上,煤油灯亮着,借光才能分得清江水与岸上的路。

  汪三总是抢先发话:“老子打啥子派仗嘛,到头来谁也分不清哪是革命派,哪是保皇派,统统的下、下乡当、当、当农民。”这个造反派司令说话一激动,就有些口吃。

  “说那些干啥子,现在倒好,打来打去还不是中学生红卫兵冲前去送死,大学生躲在后边倒安逸,还不下乡。”黑六是我们中最聪明的同学,文革初,搭台大辩论,连许多大学生都辩不过他。

  “妈的,闹个毬!当农民又怕了啥子嘛,不信会死人!”王五外表高大帅气,可骨子里直挫挫地说起话来牛都日不死,极不中听。

  “算了,算了,天暗了,我们回去算了。”累子无论何处总是打圆场的多。

  “狗屎文人说两句嘛,”汪三道,“邵二有啥奇谈怪论,快放!”我在家行二,平时喜欢舞文弄墨。

  “我倒没啥好说的,山不转路转,路不转水相连,船到桥头自然直,无论到哪里,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只不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下乡……”

  “别卖你那些封资修的狗皮膏药了,不过就是下乡修理地球嘛,有啥了不起的!农民活得出来,我们也就活得出来。”秀碧一旁插嘴,她总是快人快语的,用她自己常说的话讲,就是“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哎呀,争啥子嘛争!”凤碧向来维护我的,每到此时,一向不爱多嘴的她总是说,“走得了,再争下去,天亮也没结果的。”

  于是七人散了伙,而等待我们的南部县农村将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二、下乡第一课

  知青下乡,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是什么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五味杂陈。

  汽车早上出发,在碎石铺的公路上以每小时约二十来公里的速度,傍晚才一路颠簸到达南充。在南充师范学院的学生食堂吃了饭,然后把食堂打扫干净,以地板为床,知青们打开自己的行李,二人合铺,几百人和衣睡下。第二天一早,在食堂吃罢饭,出发后汽车越往前行,便越见山大林木少,光秃秃甚是荒凉。又经四五个小时,到达区上,区上招待了顿红苕稀饭,区委书记在礼堂站着给大家讲了几句话,大意是说这里生活艰苦,希望知识青年们一定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也不要像武斗时期那样生事。一席话顿时让我们心里凉了半截,这讲话跟他们公社干部在学校宣传时讲的大不相同,真不知往后的日子究竟怎样过!

  随后,公社干部把我们带向各自所在的公社,早已等在乡上的队干部又把我们领到队上,这才是我们真正落脚的地方。

  我被分到八大队一生产队,住在保管室旁的一间土墙房子里。来的路上队长张成中已告诉我,这地点老名字叫柏林子,原先山岭上柏树参天,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办大食堂那些年,给砍光了,如今的小柏树,是这几年才栽上的。到达柏林子,队长说:“老邵,你先安顿安顿吧,一会儿我来叫你吃晚饭。”

  保管室前是一块整石头的大晒坝,有五十米见方,晒坝下是小石桥,桥下有条不足一米宽的小溪,过石桥有许多田和地,队长就住在对河院子里,而晒坝旁边,转一个小弯下去是大院子,叫老湾头。保管室后边山下一块小平地是乱坟堆,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是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的人埋下的三四十座坟。山上的确柏树矮小稀疏,只满坡的青杠树桩,发了不少新枝条。队长曾问过我一个人住这里怕不怕,我说没啥子好怕的,我们不信鬼神,队长也就没再说什么了。其实知青们那时都明白,我们即将面临的是一锅一灶,自饮自食的生活,要学会自个儿煮饭吃,这才是最最紧迫的事。还好,下乡第一周,我们都不必开锅煮饭,是队上的社员每家每户请初到的知青吃一顿饭以示欢迎。农民们拿出了家里最好的东西来待客,酸菜红苕白米干饭下几片腊肉。家主妇不上桌,只在一旁添饭,主人家大人小孩都不吃肉,而那几片腊肉都叫知青吃了。不久我们便知道,虽然吃的这顿饭队上都给算了工分,但那全劳力一天十分工才值七八分钱,仅值得一碗红苕酸菜而已。这肉,社员除过年过节大人小孩过生日吃得一两片外,平时是不沾油荤的。农民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平常吃的都是大锅酸菜拌包谷豌豆面,人吃干的后,再煮上野菜、猪草,猪吃稀的,白米干饭从不得吃。可知青们当时并不知情,待一周结束,知青自饮自食了,便喊天喊地,叫苦不迭了。

  耐不住寂寞,忍受不住煎熬的知青开始串门诉苦发牢骚了,这是一次睡窖窖铺的记录。

  这一年初夏,柏林子上空皓月朗照,劳作了一天的农民们,早已进入了梦乡。山村安宁,青蛙的吵闹作了虫鸣的和声,更显出夜的静谧。在保管室前天生的巨石晒坝上,此刻坐了七个知青,他们对即将收割的小春作物没有情感,对大春耕种一窍不通,当然他们也就欣赏不来乡村的风景。看到晒坝前下方的隐隐石桥,听到桥下细细的溪水声,他们青年是真,知识太少,连“小桥流水人家”这样的诗也吟不出,只知道下乡来无论吃、住、行,很难适应,农村劳动更是苦不堪言。

  “日妈的,农民回家还、还有老婆煮饭,我们知青劳动一天回来还、还要自、自、自己煮饭,比、比、比农民还苦,干他妈个毬!”汪三比初下乡黑瘦了许多,高高的个子本就肝火旺,口吐脏话脾气便越发火爆。

  “你晓得个啥,苦日子还在后头。眼看三个月到国家不供应口粮了,小春麦子收了在生产队分粮吃,你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黑六总是比我们想得远些,“农民说,他们大人小孩一家子七八个人分粮混在一起吃,粮食勉强够,你们知青一个全劳力分那点粮食,肯定会闹饥荒的。”

  “卵子,毬!我不信车到山前就没有路?”王五向来跟汪三穿了连裆裤,下乡后他好像有了自己的想法似的,不再附和别人了。

  “就是嘛!”秀碧性格一向倔强独立,可下乡后,她总是附和王五,也道,“农民都能活,就不信我们会饿死!”

  “我们总还有家里支援的,不用担忧吧。”累子一向和稀泥,他父母均是北碚玻璃厂工人,家境确实比大家要好些。

  “唉!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邵二叹啥子,你还有父母嘛。老子孤儿一个,无父无母,大不了闹它个天翻地覆……”

  “算了,算了,还没闹够,现在已经不是红卫兵时代了!”凤碧发话说,“我们还是睡了吧,明天还得赶回生产队去抢种抢收哩。”

  于是七个人打横男女同睡在一张床上,知青戏称为睡窖窖铺。不过男女分开的,唯王五和秀碧相靠,他俩文革武斗期间在外打派仗时耍起朋友,下乡了时不时混住一起,乡下人是并不管这些事的。

  是夜,我睡不着,想到汪三那番话,他们哪里知道自文革开始,我父亲被停止看病,不准行医,没有经济来源的儿女,就只能靠自己的体力为生了。又猛记起下乡前那晚在嘉陵江边的谈话,一时心血来潮,坐在煤油灯下,我写了《嘉陵江边》纪实兼小说形式的文章。天亮方完稿。早上煮好饭,叫汪三他们起来吃了,待他们走后,修改了一下,决心等赶场到区上时寄给《红旗》杂志,因那时只区上才有邮政所。

  三、劫波第一场

  已是下乡近半年时间,经历过小春和大春的抢种抢收,割麦子、打连枷,栽秧子、剪苕藤,绞谷子、背水草,挖土打沟,背粪施肥,到区上交公粮,给公路砸碎石,对农业生产、农村劳役我们有了切身的认识:农民一年四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确非常辛苦。而对知青来讲,繁重的体力劳动,再苦再累的活我们也能承受,但难的是自饮自食,饮食生活的不习惯,又尤其是对乡下农民的意识与我们先前接受的书本教育大相径庭,一时间还叫人难以理解。

  农民其实并不爱社如家,而是自私且善于精打细算。在队里,全劳力一天十分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出满勤,也不够分口粮,只有靠农忙时抢工分,一年才可挣到三千多工分,还需主妇、小孩挣些工分加进来才分得回全家的口粮。农妇一天算七分工,小孩只得三至五分工。队上基本分不到钱。社员称盐打煤油的钱需靠出卖细粮和自留地的收入。自留地种好了,一年的收入远远超过在生产队劳动的收入。于是农民常常是农忙出力抢工分,农闲出工混工分,平时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自留地上。这样他们才能生活安稳,至于生活质量,那就谈不上了,也无须去谈,农民似乎满足于此。

  至于知青的生活,自打小春麦子分下来自饮自食后,知青们这才真正尝到了苦头。麦子交了公粮,队里留够麦种,剩下的一人仅分得40来斤包括碾场打扫晒坝后的瘪麦子,要到初秋大春谷子出来,其间有近三个月的时间,这怎么够吃?还好,队上看到城里知青一个人到乡下来独自生活也不容易,加之上面有政策叫关心我们的生活,口粮分配上生产队并未过硬,队里窖有苕种,就叫我们拿些来搭配着吃,所以日子还是能过下去。而对那些下乡不劳动,表现差的知青,队上不给补贴,问题也就出来了。况且,农村队上只种粮食,不种蔬菜,菜得靠自己在自留地种。知青如不学会耕作自留地,没有菜吃,那问题就更大了。红苕糖分多,井水碱性重,没有菜去中和,连解大便都会产生困难,所以农民们要吃那酸得掉牙的酸菜,也是生活、生理使然。知青开始分化了,大多数在农村劳动好的知青,社员们喜欢,反之则讨厌,于是少数表现不好但家庭出身好的知青开始生事了。

  开始时是小偷小摸。知青们串门你到我所在公社的生产队,我到你所在公社的生产队玩耍,还美其名曰吃转转。这吃转转有个讲究,是落黑走夜路途中顺手牵羊把社员自留地里的蔬菜摘上,取名“摸夜螺蛳”,到家煮了吃。然后侃南山盖北网,胡吹一气,睡大觉至大天白亮,不去干活。这吃转转不久就发展到偷农民养的鸡鸭,终于把社员激怒了。

  石泉公社二大队有个叫鱼池湾的生产队,队上二位知青表现极好,干活比农民还吃得苦,队上没牛犁田,他们就替牛犁田,竟犁了整整一周的田。公社、区上叫广大知青向他们学习,曾打过派仗的这批不干活的知青听了耳朵不顺,居然打上门来了。队上社员当然不干,拿起锄头来帮忙,把汪三们打得忍受不住,汪三把武斗时抢来的枪拿出来放了一枪,吓得农民跑到公社叫来民兵才赶跑了汪三们。

  那天汪三在我这儿吃了饭才回的永兴公社,他说:“给老子打惨了,背上遭了两锄头,老子要、要报、报仇。”我说:“你报得了啥,不要吃眼前亏,强龙都斗不过地头蛇,何况你不是强龙,社员也在理。”汪三终于垂下了头。

  当天晚上,我思前想后,把《嘉陵江边》的稿子翻出来重新写了一遍,第二天早晨跟队长打了声招呼,到区上邮电所寄出了稿子。一路回来,不知是福是祸,一直忐忑不安。后来,稿子被退回南部县人保组,人保组派人找上了门,那天凑巧汪三他们也正好来串门。

  1970年阳历元旦刚过,知青们正纷纷相约商量春节回城里老家过年的事。这天正午,冬阳懒懒地照在大地上,但寒风习习,反觉冷得异常。我们七个人挤坐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屋里,闲聊。我住房一间,一分为二。前半部分靠墙搭的锅灶,灶后是堆的柴草,灶旁是一块长木板放在石头砌的墩上,木板上边零乱地放着碗、筷、菜刀、菜板和盐巴等,下面空处放着水桶,水桶也兼做水缸;进门一大方桌,四条长凳子,桌上放着几十本书,这是我唯一不同于其他多数知青的地方。屋的后半部分是靠桌一张大木床,床头旁边用石块搭了个小台,上面放了三个纸箱和一口木箱。纸箱原放的是书,木箱放的是衣物;床对面是一个大木柜,里面装的杂粮;木柜靠最里角空处放的是粪桶、夹背与锄头——这就是一个知青的全部家当。屋子没有窗,门只好大大地开着。汪三坐在靠门边的长凳上,正发表高论:“过啥子革命的春节,都革、革到老子头上来了。没得吃的,老、老子早晚得偷,怕个毬!惹毛了,天不怕,地不怕……”

  “有你怕的时候,”门外走进来中等身材干部制服的一个人,队长张成中陪在他身后,“你就是邵培德?”

  “他、他才是邵二,你、你找他干、干啥子?”

  “  啪”地一声,来人把五四式手枪往桌上一磕,看着坐在灶前柴疙瘩上的我说:“这是你写的吗?”

  我看他从口袋里掏出的稿子,顿时吓得站起来只点了点头。

  “这是县人保组的敬同志。”成中补了一句,便站到了门外。

  “哦?还看不出来,好大的胆子,个不大竟敢写黑材料告到中央!”

  我想说写的是事实,却语塞说不出话。身子不自觉地抖起来,抖得没了身形。

  “出去,出去,你们几个知识青年都出去!”敬同志一声吼,赶走了汪三他们。

  敬同志开始翻屋里的东西。先是翻了翻桌上的书,除马、恩、列、斯、毛著作外,有几本古典小说和中医书,他没细看。随后他威严地扫视了整个屋子,走到床边,翻开篾席子,谷草上堆了许多草稿子,胡乱散布着,他竟认认真真拾起纸张看了好一会儿。仅门口有斜射进的光,衬得他高大无比。我傻坐着,一脑子乱麻,没个头绪。

  “年轻人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劳动改造,”敬同志放了一些草稿在口袋里,口气似乎和缓了些,他柔中带刚地说,“不要乱写乱投东西,这是反革命行为,要关监坐牢的,你晓得不!”

  我真不晓得有如此严重后果,脑子嗡嗡乱响,敬同志余下的话我竟没听清半个字。

  又过了一会儿,敬同志确乎要走了。出门仿佛听得他给张成中说“好好教育”什么的,队长只不停地点头道“是”、“是”。

  敬同志走到晒坝,我丧家犬般跟随着。敬同志看着汪三,干笑了一声道:“我猜你叫汪厚友是不是,你可是出名得很,二天有你好日子过!快把枪早点交出来,听到没有?”

  汪三狠狠看着他,没回答。敬同志和张成中走过石桥,向对岸那边大队书记家去了。

  “邵二,你写的啥子?”黑六小声地问。

  “我就写了在农村看到的事和我们知青的真实想法。”

  “难怪汪三说你狗屎文人,这些真话怎么说得?”从不多言多语的凤碧抢了话头,大冷的天她竟额头冒了汗道,“今后莫要写了。”

  “今后莫写了。”累子重复了一遍。

  “毬、毬、狗、狗……”王五似乎想说什么,他忽然口吃起来。

  秀碧偷偷拉了拉王五的衣角道:“我们回家去,还是散了吧!”

  四、成熟第一难

  人不经过社会磨难,不可能走向成熟。知青虽然所处农村的大环境相似,但就个体成长而言,所经受的磨难有异,他们所走过的成熟之道还是有所不同的,甚至竟有天壤之别。

  1970年阴历春节过去,知青们从城里探亲纷纷返回了农村的家。经过一年的劳动生活,知青们已从红卫兵时代充满幻想的岁月步入思考现实的年龄。这一年将是个成熟的季节,社会也将教育知青,必须丢掉胡思乱想,认清形势,端正自己的位置,实实在在面对生活。

  首先当提及的是文革期间,那些红卫兵时代打过派仗,下乡后又自视出身好而不爱参加农业生产的知青,也就是那些被官方认为胆敢闹事而不愿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被送进了“六·二五”学习班——即每天吃六两粮的稀饭,二角五分钱的咸菜,然后强制在县城嘉陵江畔抬石头修龙岸。汪三们的刀枪之类武器已被收缴,这时饿着肚皮抬不动石头,便被一旁看管的民兵抽打。汪三一次终忍受不住,起来争辩,没等他辩出口,三五个民兵一齐上来用枪托子当场就把他打晕了过去。从此汪三回到生产队,老实干起了农活,虽时常还会骂天骂地,却再也不敢偷鸡摸狗,与社员发生冲突了。

  黑六躲过了“六·二五”这一劫。他以其聪明在知青中最早学会了打纸牌。每到雨天不出工时便与社员一起赌博,赌一分钱的筹。而农村中最爱赌博的人恰恰是干部。当时纸牌不好买,黑六又以其自幼美术好的特长用硬纸片自制纸牌送给队干部。他制作的纸牌用桐油熬成明油浸泡过,质量比商店买的还好。黑六因此被大队保了下来,没去学习班。但从此黑六对社会的认识越发深刻,却也越发阴暗了。

  累子打小就一老一实,他虽参加过武斗却因在农村表现好,队上保了他而没去学习班。他每星期总要到永兴公社往凤碧那儿打一头,队上社员说他们在耍朋友,凤碧却每次都给累子脸色看。尽管他每到凤碧、秀碧的生产队去,不是自留地里忙,就是煮饭烧水什么的,没事找事干,却反叫凤碧瞧不起。凤碧倒是爱往我队上来,我自投稿出事后从此窝在队上干活不再出门了,对凤碧爱理不理,有次更是直接叫她别来耍,凤碧也渐渐生了气,不大来往了。

  我也没进“六·二五”学习班。许多年后我才知道,我是因祸得福,县公安局曾研究,怕我东写西写乱投稿子弄出事来,反惹麻烦。这话是后来我在中学教书,敬同志为子女找我帮忙,亲自告诉我的。阿弥陀佛,真个世事难料。

  王五跟秀碧都是北碚天府煤矿的干部子女,加之劳动好,所以也没去学习班。但自从汪三进了“六·二五”,秀碧常到王五队上去,农民所谓“男大女大,走拢就下”,果然秀碧也就怀上了娃。

  旧小说常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转眼1971年的新春将到来,大多知青已不像头一年下乡那样,过节纷纷朝城头家里跑,而是选择了在农村过一个革命的春节。一来反正到都到了农村,回城几天还得回来;二来也可以节约点路费钱,那时节家家户户生活都不宽裕,能省点就省点。

  这一日三九寒天,早饭后不久,累子就气喘吁吁跑到生产队,说秀碧生了小孩,有七天了,好像情况不妙,叫我们都去看看。石泉、永兴、伏虎三公社连线如一个直角三角形,最远的路也不过20来里,我们20岁出头的小伙子,一个来钟头都赶到了秀碧家。

  婴儿小兔子般大点,脸皮皱巴巴,没一点血色。眼睛闭着,口张着,没有哭声,只有抽气的力。婴儿裹在母亲脱下的旧棉衣里,微微觉得他在母亲怀里抽动。秀碧则抖得更厉害,斜坐在被子里,不停地流眼泪。

  有农民妇女说,用生锈的剪子剪脐带,小孩抽七风,养不活的,得把他埋了;埋前要用锄头把头敲破,今后才变不成鬼来找父母算账。

  “作孽哟!”秀碧、凤碧住在队上院子里,院里时不时传来农妇絮絮叨叨的声音。

  王五坐立不安,也没个主意。待累子把我们喊来了,他才问怎么办。我说送到公社医院去看看吧,可大家身上都没多少钱,加之他俩又没结婚证,名不正言不顺的,也不敢送去看。还是黑六精明些,说:“反正看样子也活不成了,就照农民说的,埋了算了!就看王五、秀碧怎么……”

  没等黑六话完,婴儿在秀碧怀里长抽了一下,果真就断了气。用不着再说啥了,王五从秀碧怀里把婴儿抱过来,我们一行便向山上走。

  山坡上,稀稀落落的小柏树,被寒风吹得东倒西歪。刚被砍过坡的青杠林,树桩上霜还没化尽,干硬的树兜裂开了缝,好似垂死的人在喘气。地上薄薄的凌冰,踩上脆响着,脚把不住滑,有时得用手拉住近旁的小柏树才能艰难的走。大家谁都没说话。

  秀碧没来,凤碧陪着她。王五抱着早已僵硬的婴儿,满眼噙着泪。汪三扛了把锄头跟在后,累子拿了个撮箕随着。看见前面山腰有棵大梧桐树,傍侧小平地上几座坟中间还有点空隙,汪三说:“不走了,就在这里挖个坑吧。”

  汪三很快就挖好了坑。王五正打算把死婴放进去时,突然想起农妇的话,迟疑着,把婴儿尸体放在地上,也死呆了似的,站定了,不吭声。

  黑六说:“汪三,还是你来吧。管它迷信不迷信,信一信也不妨的。”

  “你是不是也怕……”

  累子的话没说完,只听得“咚”地一声,“怕、怕、怕个毬!”婴儿的头破了,只流出很少一点血。

  “好冷!”我本就只穿了一件破棉袄和一件补了千层疤的内衣,哪禁得住山风劲吹。

  大家忽然都感到奇怪的冷。于是草草倒土入坑,填平,连石头也没有垒,然后就在山上各自散了去。

  五、分化第一波

  1971年下半年,传出已有个别知青即干部子弟被特招回城参加工作的事,知青们振奋了。大家都决心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回城,哪怕在街道分配个打扫厕所的工作也愿意。

  果然1972年开春就开始了大招工,同时又有新知青被送下乡,即后来被称为新三届的知识青年。于是知青们看到了希望,不再提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空口号,知识青年也就真正融入了农村生活,与农民打成一片了。

  很快,我们七人也开始了分化。首先是黑六来道别,他被重庆一家公私合营皮鞋厂招了工,到底还是聪明人捷足先登。临走黑六对我说:“你莫把书读迂了,读成书呆子没意思,还是要多跟队上公社的干部拉好关系,这才是最要紧的事。”我点点头确乎很肯定他的话对,但个性使然,这拉关系开后门是天赋,书本上学不来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随后是累子同凤碧来道别。累子被招工到北碚区西山坪铜矿厂,凤碧被招工到镇上的民办纸箱厂。

  凤碧一来就忙着给我烧锅煮饭,叫累子去小溪洗酸菜。累子一走出门,凤碧便挖肝掏肺说:“你别写什么东西了,容易犯错误的。不能回到城头,就麻烦了。”我明白她所谓的麻烦,就是回不了城参加工作,谁个女儿家还要我呢,恐怕就只能在农村做倒插门的女婿了。不觉悲从心中涌起,强忍着口水一吞,竟没有回答她一个字。

  累子洗菜回来,也忙帮着做这做那,勤快得很。直到闷闷地吃罢红苕包谷面酸菜饭,临行他才安慰我说:“好好劳动,我就不信没有出头的一天。”我想想,回答说:“没啥,哪里黄土不埋人呢?”第一次只目送他们出晒坝,远远见他们翻过对面丘岭,没了身影。

  汪三因其武斗司令的原因招工被刷下了,却不想祸去福来。他到公社大吵大闹,以死相拼,弄得公社书记们招架不住,正好冬季招兵,干脆就让他当了兵去。走前他到柏林子来,我俩晚上聊到下半夜才睡觉。

  我们谈起小学时他扮演八路军打扮演日本鬼子的我的往事,问我还记不记得,我当然是记得的,却只管笑笑说不记得了。我们谈起初中批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他在班上批判我这个黑五类狗崽子,说我肯定刻骨铭心记得的,我也只好点头说记得。我们谈起武斗期间,他打派仗,我写战报的事,无不为那时的无知幼稚而羞愧。下乡来我们才知道了农村,知道了社会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些城市青年,真的是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否则,真不知吃饭穿衣为何事。

  第二天早晨,汪三第一次早起为我煮了饭,之前都是我煮饭的。吃罢饭,我送他走了七八里路程,大约占各自回队一半的垭口有棵大黄桷树,难得有如此参天大树让人想起黄桷镇老家,往回,我们也会在虬龙盘根的树下歇口气,今天我俩只站住了。汪三语重心长地劝我说:“你写东西,加上成分又高,是胆子大了点,招工肯定政审通不过。但人要会想点,天生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你懂的,认命就行了。邵二,啥事都要想得开,不信这农村就是一辈子。文化大革命闹那么凶,天都还在转,林彪转眼这不就成了大叛徒,后事总还有个看头的。我今天说的话,你一定要记到起,我们还年轻,等得起。”

  汪三其实不口吃,说起话来不着急时也道理一套一套的,他的这番道理,我心中又何尝没想过,只不过于当事者,总难免理通而心伤罢了。

  秀碧终于也要走了。因生小孩她落下病症,她父亲为此办了病残手续,得以回城。她和王五一起来生产队的。王五因未婚同居并承担了死婴的事,被区上公安注了册,便同黑五类子女一样给留在了农村。而今秀碧要走了,剩下他怎能不唉声叹气呢?

  王五坐在灶前,一边烧火,一边犯傻。秀碧怕沾冷水,煮饭的事当然该我来做。秀碧不知说啥安慰的话好,和衣躺在床上望着四壁土墙屋顶上的瓦片出神。我也想说点什么,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我又能说什么呢?大家都沉默着。饭煮好,同样默无一言的吃饭,像赌着谁的气似的。直到午后太阳偏西,再不走就迟了。送他俩出门,走过晒坝到小石桥上,秀碧才忍不住开口道:“邵二,我走了,你要常到老五那儿去。下乡这三年多,他还没学会煮饭,一个人过确实很艰难的。”我说:“老知青剩下的不多了,我们晓得互相关照的。”

  于是,秀碧,王五走了。时令已是1972年秋末,山上梧桐飘落着黄叶,山下水田收割了稻谷还没有翻耕,谷桩发了几片绿苗叶,映衬着几只寻食的白鹭,村庄显得格外的静。苕地里,包谷收了,枯秆立在满铺苕叶的塄坎中间,尤其的显眼。红苕正等待农民去挖,那可是我们的主食啊!谷子、小麦收成本不高,还要交公粮,唯这一亩高产一两千的红苕,可吃大半个年头哩。我站在晒坝边上,看着他俩翻过了山垭,蓦地心里五味翻滚。

  “未必这里就是我永远的居住地么?”我想起马克思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这里就是罗德岛,要跳就在这里跳吧”。“是的,我们不在这里跳,又能怎样啊!虽说知识青年,其实知识根本就说不上。我比汪三、王五们多读了点书,在校成绩最好,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即便在农村劳动得再好,出身不好,一切也只能认命,只能任由命运摆布。”心里不觉隐隐作痛,然而蝼蚁偷生,好死不如赖活,日子总得过下去的。

  六、成人第一悟

  1972至1975年,新三届的知青先后纷纷下了乡,而他们中有人在农村刚满两年就因父母关系到位很快回了城,相反1966、67、68老三届的知青还有人坚守着农村,不用说我当然是其中一员。我现在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农民了。

  1975年,上面的政策似乎有了变化,农民可以随意上街买卖农产品而不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们大量喂起了鸡鸭,自留地搞得更是火热,而队上的农活,只要过得去,出工不出力的现象越发严重了。但这时的我已经知道,这不能怪农民自私,社员谁不会算经济账,事关衣食住行切身经济利益,经济没基础,何来意识形态的高尚呢?

  我已经学会了一年四季的农活。我收集了农民种庄稼的谚语,诸如“立夏苕,最大条”,“芒种忙忙栽,夏至谷怀胎”“麦出火山谷掉泪”等等,六年多的知青生活,让我晓得了什么时间种什么粮食,什么时间庄稼收割入仓。我完全掌握了农业生产,而且许多方面我还比农民强哩!

  比如自留地种瓜,打窝子下底粪,大家都这么干的,可我种的南瓜、冬瓜、丝瓜,都较社员种的瓜结得多,瓜更大。农民们诧异了,溜到自留地来看,我告诉他们说,这不奇怪的,你们一窝里只留下两株瓜秧,多余的都拔出来撂了,我却留下四株瓜秧,剪掉其中两株的头,分别嫁接到另两株上去,这样就比你们的瓜藤长得又快又壮,到藤蔓开花,再打掉旁枝、空花,自然结的瓜就多了。这些科学种庄稼的事书上有介绍,加之自己多动点脑筋,就行了。农民说,难怪是知识青年,到底读过些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于此我有了些在农村生存的资本。虽眼看着周围几个公社老知青只剩下王五和我,新下乡的知青又有不少也回了城,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已习惯了农村独自一人的生活,并且能在乡下发话有人听,不免又得意了几分。人啊,就是皮子贱!可就在我自以为是时,却不料在一次帮工为农民修房的重体力劳动中,队长张成中的一席话,醍醐灌顶,方使我真正成人。

  偏远山区的农村习俗,青年18岁就谈婚论嫁,20岁就结婚生子,之前家大人要修房立屋,这是农村中最最重要的大事。农民年年省吃俭用,为的就是这修房立屋,完成儿子打发女。

  1975年冬季农闲,天不亮帮工的人就起床到了被帮工人户的家。农村建房子,采用的都是这种互相帮工不计报酬的方式,即不讲工钱,只管吃饭。大家聚拢,主妇先打来一盆热水叫洗脸,一张帕子洗十几个人的脸,因全队都是一个姓,有干部头衔的,辈分高的就先洗,到后头,一盆水竟成了黑浆子,但农民说“污水不污人”,照洗不误。接着是吃早茶,其实就是一大碗面条,吃完用手把嘴一抹,带上绳索扛子便往石窠处去。石窠在对河岩,将条石抬出来要经过好几沟田坎,没有相当的体力是抬不动的。千多斤重的条石,八个人在田坎上挪步,当转弯处磨角时,处在尾后的人肩上杠子尤其沉重,腰沉得散了架似的却也得咬紧牙关挺过去,这滋味,不是过来人,真不知其中的苦。

  从天麻麻亮抬到中午,快到吃饭的时间,那最后一趟我真是抬不动了,腰真散了架,支不起,眼看就要窟下去。成中看我咬牙硬拼,额头大汗,便叫声大伙歇了气。抽口烟,再抬,成中把绳子往他那头挪了挪,我这头轻了些,这才将石头抬到晒坝旁的一块空地上,新房基就坐落在那里。然后到老湾头大院吃午饭,是白米干饭兼几片隔年的老腊肉。农民们一年四季,只得这帮工的时候,才有此饭吃。

  吃罢饭,我从大院出来拐弯步上晒坝,在自家门口门坎上坐了看天。冬阳几分暖和,白云悠然飘移。山坡上,这些年柏树长高了不少,虽为烧柴农民砍过了坡,青杠、荆棘只留下了第二年生长的根桩,为了给猪牛布窝连草皮也铲了,但山上还是有了好些绿意。山下的坡地,点的麦子苗刚抽头,浅浅的翠色,大地像刚铺了绒毯。坡下的水田,闪着亮光,波纹细细的;偶或看得清一两只白鹭,盘旋而来,飞立田中寻食。农村是有诗情画意的,但那多属于有闲的文化人,而农民,千百年来不识字,况且他们也没有空闲时间去吟什么“草盛豆苗稀”啊!

  “老邵啊,你下乡六年了吧。”成中不知何时已坐在身边,待他说了话我才发现他正看着发呆的我。

  “唉,是,六年多近七年了。”很小的应声,那可是从心底流出来的话。

  “嗯,你一个人过日子真的不容易呀!你也不小了,像农村中的人,娃儿都该有两三个了。农民嘛,就该现实点,农民就最讲实际。你就拿这些木匠、石匠来说,”他指了指晒坝旁正在宅基地下基脚的匠人,继续道,“他们有手艺,钱用的泡活些,人们对他们尊重些。可他们也有难的时候。木匠怕打望天眼,石匠怕打扒海眼。在山上打石头,十斤重的大锤,弄不好要命的。刨生活嘛,总是要吃苦的,活人哪谁个不艰难?有饭吃,有衣穿,就不错了。还造个啥子反哩。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百姓都是命注定,你就不要再去写那些东西,动些歪脑筋干啥子!还是考虑考虑怎么过日子,在农村安个家才是正经的。”

  我脑子恰似五雷轰顶,我真没想到这一步,竟然要在农村、在僻远的丘岭山区过一辈子,我真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

  队长张成中是队上唯一读过几天中学的人,他父亲是大队书记的堂哥,队上就他文化高些,明白事理些。他年龄不过三十出头,大我不了多少,但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

  成中看我没说话,便又道:“也是,也是,农村吃没啥吃的,穿没啥穿的,农活又繁重,苦得很。你们城里人终归是城里人,迟早要回城头去的。千年的百姓流水的官,朝廷总是要变的。等等看吧,也好,如实在不得变,也要现实点才好。”

  农民的智慧啊,即现实而又机敏,让我无言回答。我还自以为自己看过几本书,就高明于别人了,其实不然。书本知识如不与实际相结合,书便是白读了。而一旦将书中的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那我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就会有质的飞跃,如此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待帮工结束,吃了晚饭回到家,我坐在煤油灯下开始对自己二十五年来的岁月认真思考。我决心重振生活,抛却曾因乱写东西而带来的阴影。我决定白天在队上劳动,晚上看书,重新拿起好几年不曾动过的书,开始想这社会、这人生,究竟应该怎样过。

  七、告别第一泪

  又辛苦而忙碌、充实而知事地过了两年时间。这两年的农村生活,让我脱胎换骨,我自认为自己已经步入了一个真正成熟的普通人行列。

  两年来,我从其他新老知青和公社小学教师那里借来了不少的书,包括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世界名著,我了解到上层社会比平民生活更勾心斗角如法国官场,也认识到人生的价值主要不在金钱地位,而在心灵淳朴如安德烈王爵与娜塔莎的分分合合。恰巧这些年,批林批孔批周公,又让我看了些评法批儒的书,批判什么我自然不会参与,也不可能参与,但借此学习古文,学习儒法著作,反叫我认识到统治无非儒法并重,王霸相杂,对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看得更加真切了。书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给了我积极生存的勇气和动力,我白天干农活有说有笑,也喜欢跟社员们说些脏话即农民所谓的山话了。队长看到我的变化,就叫我担负起安排农活的事,于是我细致地观察起农民的生活,也思考起了农业生产中的诸多问题。

  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乡下,几千年眼见的只是方圆一二十里路的地方,他们中许多人没去过县城,就更别说大城市,所以他们也没见过大江大河、飞机轮船。他们一个队甚至一个大队就一个姓,常年吃粗粮,穿麻布衣服,勤勤俭俭,只要日子过得去,便如此默默无闻地经历了若干朝代。他们把细粮交了国家,落得了清贫的生活,也就知足而度日月光阴。如果没有过分的剥削和压迫,农民就这么过着、过着,书写着乡村几千年很少变化的历史。农民造反,朝代更替,那都是统治者残暴而引出的结果。当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我相信到三十而立时,如果社会还这样,生产队出工,自留地出力的话,我就安心在农村结婚,当一辈子农民算了。作为普通老百姓,你我他还能有什么回天之力不成?!

  然而外边的世界真的在发生变化了。1976年毛主席去世,接着打倒四人帮,1977传出恢复高考的好消息,老家里来信叫我回城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我当然是喜出望外了。

  在此,该简单交代一下我的家庭背景了。我的祖祖也是从农村出来做针头麻绳小生意的,祖上均不识字,爷爷读过几天私塾,他有胆有识一个人从黄桷镇下重庆闯天下,曾在美丰银行干过事。抗战时期爷爷回到镇上,开了煤坪子转运天府煤矿的煤下重庆,抗战结束,买了土地,成了镇上有名的人物,还做了保长。爷爷送父亲读了北碚区的有名的兼善中学,抗战时期,叶圣陶、老舍、梁实秋等文化名人都曾在此教过书。父亲初中毕业学了中医,师傅是北碚区著名中医易翁兰处士。解放后,划成分我家是工商业兼地主,从此家人便因成分高而饱受磨难。因此父亲常在嘴边挂着一句话“积钱不如积德,买田不如买书”,对子女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凡读过的书,都叫能背得。这才有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时期,好友汪三叫我出来偷偷编写战报的事。时父亲被停止看病,家里没了生活来源,在嘉陵江边挑煤上船的担子太重,我也就乐得跟了汪三们武斗在外,白吃白住。

  现在我又重新拿起了初中时的课本,终于参加了文革后的首届高考,被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了。我将告别奋战了八年多的南部县石泉公社八大队一生产队,告别柏林子,告别那熟悉的田地和那间独自生活的没有窗户的保管室旁的土墙房子了。

  这天一早起来,柏林子的农民们就聚集在了晒坝上,都喊我到他们家去吃最后一顿饭,我当然还是去了队长家吃的饭。回来社员都没有走,一起要送我出村。我来农村时一挑担子,三个纸箱,一个木箱;木箱里是换洗衣服,两纸箱的书和一纸箱的生活必需品。我离开农村时,仍旧原挑原担,只是纸箱已泛黄了,用绳子捆好还能用。队上年青的社员替我挑了担走在前,我和队长紧跟着,队上百来个大人小孩随后。1969年我来柏林子,全队才七十多口人,而今已有一百三十多口人,全都姓张,从外队娶来的女人也随夫姓。

  我们出晒坝经过小石桥,四亩多的桥大田,倒映着全队人的身影,想起这两年都是我打立,我眼睛湿润了。打立就是先在田中间插秧,将田一分为二,社员们才随后分两头栽秧。直直的一道立秧打下来,整整齐齐五行,那可是我最得意的农活啊,这可是庄稼好把式的标准哟!

  旁边的冷水田,水深,冬天因爱惜队上仅有的一条水牛,就由人替了牛犁田。如我不走,这冬天眼看又该下田翻耕冬水田了。半天翻耕下来,人又冷又饿,腰直不起又酸又胀,那可是我们在农村中干的最苦最累的农活。

  走到对岸坡地,又想起了许多农谚,什么“肥田边瘦地边”“挖土不掏沟,等于遭贼偷”等等。是农民教育我认识了农村社会,懂得了生存之道;百姓者,守土之民也,土地便是命根,生活不过衣食住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而已;凡人不可奢求不切现实的东西。我真的应该感谢他们,感谢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山区丘岭之地,成分最高的农民不过上中农而已。

  翻过山垭,也就走出了柏林子生产队地界,我说:“你们别送了,还是回吧。二天我会回来看望大家的。”

  队长也说:“嗯,你就慢走,老邵,以后要记得回来看我们哦!”

  我接过担子,边挑上肩边说:“会的,会的,会回来看大伙儿的!”终至忍不住,眼里掉下了第一滴泪。下乡八年多,我没落过泪,无论农活有多重,生活有多苦,即使是我“乱写乱投稿子”人保组来威压,我也强忍着没掉泪。当我下了垭口,再回头向站在垭上送别我的第二故乡的亲人们挥挥手的时候,我真的是想大哭一场啊!

  交待

  我们共和国同龄人或在共和国诞生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过去常爱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这镜子可以照鉴未来。的确,缘果而知因,偶然中有必然。老三届的知识青年们到现在都已是六七十岁的了,死者自不必说已盖棺论定,而活着的也是人生成定局了。交代他们如今的果,可看出些因果律来,岂不甚好?

  黑六,本名涂定禄,中等身材,相貌平平,但眼睛特有神,心中特有数。知青出来,他在重庆南岸区某小小皮革厂曾做到厂长,很发了些财。可惜声色过度了点,已去世多年。祝他灵魂安息!

  王五,本名王大虎,1978年是最后一批依靠政策才回城的知青,被安排在北碚区某玻璃厂当工人。因其长相帅,个子高,被该厂一位先回城工作的女知青追求,他便抛弃了秀碧;可谁知这女知青不是省油的灯,一次王五得病未得其治,死在家中多日才晓得,迷信话叫报应,真是罪过,罪过,阿门!

  秀碧姓李,国字脸,有女汉子性格。自办病残知青手续回家后,经调养虽小病未断,但大病不袭,身体还是过得去的。她回家不久,就在黄桷镇上办的街道民营玻璃厂找到活干,临工而转了正。后来她嫁了个天府煤矿的也是知青招回城的工人,工人一次下井因事故而亡,秀碧得了些安埋费,一心照顾儿子读书。儿子考上重庆大学,毕业后发展得很好,接走了母亲。而今也不知母子俩搬家到哪儿去了,衷心祝愿他们幸福!

  凤碧姓王,身材小巧,面白而带几分妩媚。她知青招工回到镇上,在街道民办的纸箱厂工作,这厂早已不存在了,也不知她后来转调到何处工作去了,总之四十多年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有一年,累子似乎说起凤碧的男人,说他爱吃醋,管得紧,我却以为累子是吃不到葡萄产生的嫉妒,可累子也不知凤碧究竟在何处。总之,由衷祝愿凤碧阖家快乐、吉祥!

  累子,本名陈永年,他中等身材,长得结实,面相憨厚,为人也最实在。他回城在北碚区西山坪挖铜矿,自称农村是个坑,铜矿厂是个凼,他从坑坑掉到凼凼头,直叹命贱。可没多久,他报名参了军,转业回来在北碚大兴药厂当了个小干部,退休后晚年生活美满。现在年节期间,有机会我俩与汪三便聚会一二,喝点小酒酒,讲讲养身之道,以消余年光阴。

  该交待交待汪三了。汪厚友瘦高个子,一副干精灵的身材,在农村当知青时参了军,可当兵未满三年,他就提前转了业。他自说是西藏高原反应,没办法,但大家有些不相信,弄得他诅咒发誓说我们不厚道。转业回乡,队上不要人,公社正说不好办,刚巧北碚玻璃厂招工,他顺势回了城。后来改革开放了,全民讲下海,汪三岂有不抓住如此大好机会搞经商的道理。他退了职,开始买卖服装,终于发了点小财。可这财岂能满足他的心,于是想方设法,他办起了舞厅。那阵的汪三可是春风得意,不减红卫兵当司令时的威风。然而世事难料,舞厅里来了位外地小姑娘,汪三着了迷,离了前妻,前妻带着儿子一去不回头,从此断了音信。小姑娘为汪三生了个女儿,有千金之爱,汪三放了心,把家当交了小姑娘管,却谁知一个不留神,舞女跟舞厅的一位小白脸保安帅哥卷款私奔了去,让汪三哭天无路,哭地无门,从此认命。朋友们帮着他些钱,让小女儿读书。如今汪三发了福,女儿大学毕业工作了,也算他好造化。现在我们还时常通电话,发短信,彼此问候。

  也该交待交待我自己了。师范院校毕业回到原地县城中学教书,挨过饿受过苦出过事的人,没什么欲求,一心只扑在教育事业上,终于评了特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也算名利两收吧,现而今退了休,在成都双流某中学返聘教书,不过是劳动惯了的人,享不来清福。我身材本不高,又明显发了福,戴副深度近视眼镜,成了一个川俗所谓的糯米老头。只是课余,还爱提笔写几句传统诗词,聊为自我消受而已。

  特填《水调歌头》,收束《知青生活录》。

  生灭无常意,岁月有恒情。莫嫌过客、来积功德与儿孙。活要心身康健,干得精神饱满,一世写纯真。谙练人间事,最忌弄深沉。

  几千载,兴亡叹,姓氏更。休言运命、何怨造化铸平生?漫道追名逐利,都为传承香火,放下皆亲人。看透阴阳界,冬去是新春。

  

            二0一五年六月二十日

  

   定稿于四川双流棠湖外语实验学校

  

〖信息来源:棠中外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