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已有30年。对于千百万高考亲历者来说，高考成了他们命运的转折点；而对于整个民族而言，高考又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重要拐点”。

　　从高考“破冰”之初人们求知欲的空前高涨，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考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反思和悄然变革。过去30年，高考这项关乎人之未来、国之昌运的制度，在变革中不断调整，在国家发展的坐标轴上不断寻找恰当的坐标点。

　　■本报记者　柯进

　　医学上，检测一个生物活体是否健康，通行的办法往往是看其入口和出口是否保持通畅。检讨由来已久的中国考试制度，似乎也与之相似：无论古代的科举制，还是今天的高考，本质上都是选拔人才，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提供一条向上流动的公平通道。

　　可以说，恢复高考30年来，围绕高考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在试图通过相关政策的调整，保持这条上升通道的畅通。

　　41年前，废止高考；30年前，恢复高考。一废一立之间，社会也由封闭走向开放。恢复高考，对于被十年动乱严重破坏的国家而言，其最大价值在于，为此后的社会发展和进步，重构了一种全新的秩序文明：它既重开了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为社会重建了一套新规制，又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人才的尊重，对知识的信仰。

　　高考改革的30年，既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30年，也是各种价值观不断碰撞的30年。作为当前被社会公认为最公平也是最残酷的社会分工方式，高考的每一次改革无不打上了时代发展的印记。

　　盘点高考复归这30年，应当说，变化的不仅仅是参考人数的爆炸式增长。更为重要的是，高考在不断的变革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制度实验”：从标准化考试、招生“双轨”到“一轨”，从“一张试卷考北大、清华、高职高专”，到自主招生、分省命题……高考，在不断地“变脸”。

　　如果说，科举制度是观察古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窗口，那么，高考制度也应是记录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流变的一方“活化石”。回望过去30年，追寻如烟往事，我们试图发现：高考究竟走过了一段怎样的变革历程？其变革的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社会变迁轨迹？透过变革中的高考，我们能否为今后的改革找到清晰的方向？

　　恢复高考：重构一个国家的秩序文明

　　30年前的那次高考，不可能尽善尽美。但相对于此前荒废的十年而言，高考制度的重新复归，足以令人击节高歌：它打破了“血统论”，使“成分”让位于“分数”，使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有机会通过高考这条向上流动的通道，在社会大分工中，公平地找到与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同时，它冲破了权钱构筑的区隔，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即便是寒门之子，也有机会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记者：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当时恢复高考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

　　杨学为：一项制度的出台或重新确立，并非偶然，它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密不可分。自1840年以来，历代志士都有振兴中华的梦想。但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工业化是其唯一途径。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77年高考的恢复，既在一定意义上因应了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治国理念，又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及人们对“文革”十年的理性反思密切相关。

　　“文革”十年废止高考制度的后果是，一方面整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这种现状远远无法满足国家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对当时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表示不满。

　　科教，是十年动乱中历经劫难的“重灾区”。对于现状和国家未来，邓小平的心情异常急切。虽然尚未复出，但他开始筹划改革高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位同志表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大学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和知识分子。邓小平的讲话，抓住了当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抓住了知识分子政策，即抓住了高考政策的要害。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是高考政策的决定因素。而知识分子政策中的核心问题是：脑力劳动是不是劳动？脑力劳动者是不是劳动者？知识分子是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这就是当时提出恢复高考的历史大背景。

　　记者：应当说，高考制度的重新复归，无论对于科技、教育，还是对于人才成长、社会文明的重构，都足以彪炳史册。据说当年为了恢复高考，一年之内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而教育部重开的那次招生会，因一再延长会期，最后持续了45天。此间，还几易会址，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您还能记起当时恢复高考的那些往事吗？

　　杨学为：那段历史是刻骨铭心的。1977年7月，邓小平二度复出后，“自告奋勇”抓科教工作。同年8月4日开始，他邀请30多位科研人员、教师代表座谈。

　　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教师查全性在发言中，“强烈呼吁采取坚决措施，从今年开始就改进招生办法”。查全性认为，现行的招生制度，有四个严重弊病：一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那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去了招生名额，这是极不合理的。二是现行招生制度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三是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制度不改，不正之风刹不住。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师生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发言踊跃、情绪热烈，对招生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一些代表在会上还反映，大学现在招收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人只有小学水平，还要补习中学课程。随后，与会代表纷纷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今年就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次大改革，宁可当年招生晚两个月。

　　由于当年的全国招生会一个月前就已经在太原召开了。邓小平随即询问参加座谈会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改革是否来得及，刘西尧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邓小平又问，（招生会的）报告送出去没有？刘西尧回答，刚送出去。于是，邓小平坚定地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为了落实邓小平恢复高考的精神，8月13日，教育部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因一些重大问题尚未拨乱反正，会议一直开到9月25日，为期45天，而且先后四易会址。会议开始时，北京正值盛夏，到9月底天已转凉，一些代表不得不通知家人寄送秋衣。一次招生会开45天，这也是建国以来的首次。

　　记者：据说在第二次会议过程中，由于许多人被“左”的思想束缚，导致大家争论不休。当时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最后解决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意义何在？

　　杨学为：当时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废除推荐与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恢复考试与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问题；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与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关系问题（“七•二一指示”是，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大学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考生的政治条件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事关高考能否顺利恢复、招生制度改革能否顺利推行。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标志着高考制度的正式恢复。《意见》规定，高校的培养目标是“高级专业人才”，否定了“三来三去”中关于高校培养目标是农民、工人的提法；明确确定了高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不是必须“劳动两年”。同时，考虑到当时还有大批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意见》将考生的年龄放宽至30岁，婚姻状况不限。

　　考生报名条件和招生对象的重新确定，改变了过去崇尚“血统论”的做法，使此前那些低人一等的“可教育好的子女”，终于有机会抬头挺胸、“重新做人”。此举既扩大了优秀人才选拔的范围，又重新确立了以智力为标准的社会分工体系。

　　1977年冬，在邓小平的“总设计”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大门，终于重新向社会开放。

　　变革中的高考：分享知识的“盛宴”

　　如果说，恢复高考实现了社会秩序文明的重建，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一种科教兴国氛围。那么，1977年后所进行的大大小小的高考变革，则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坐标轴上，不断寻找新的坐标，以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寻找社会人才需求与国民知识需求的相对平衡，并试图保持高考这条制度性人才上升通道的畅通。

　　记者：1977年冬的高考，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启动的，自然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接踵而至的1978年高考改革肩负着更严峻的使命。事实上，1978年的高考改革模式确实具有开创性意义：其规制不仅一直沿用了多年，而且也成了新时期高考变法的一个蓝本。请您具体介绍一下那一年的高考作了哪些调整。

　　杨学为：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纠正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左”的看法，提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次清晰定位，摘掉了扣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使被“文革”禁锢了十年的社会重新获得了思想的大解放。

　　可以说，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科学定位，为此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动力。4月22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随即又对考试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8年高考在巩固成果的基础上，又恢复了“文革”前行之有效的“全国统一命题、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的体制，并分文、理两科考试，考试科目均设定为6门。

　　如何杜绝考试成绩好却因政审不合格等原因被挡在大学门外的情况？遵照邓小平的意见，1978年高考进行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民主变法”：所有考生都通知成绩，考生如对评卷有疑问，还可申请复查试卷。

　　可以说，这次改革的意义深远。在绝大多数考生政审、体检合格的情况下，在“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时，分数就成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因素。这是高考史上的一次创新。

　　记者：1978年底，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移。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科技教育也开始全面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在国家经济高速运转的列车上，高考如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是经过1977年、1978年大刀阔斧的改革，高考这条人才上升通道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疏通。为了确保这条制度通道的畅通，此后的高考在国家变革中又作了哪些调整？

　　杨学为：高考的相关改革基本上与当时社会发展同步。改革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1979年至1982年间。由于“文革”流毒的清除和高考的复归，整个社会的求知欲空前爆发，考生人数也相应增多，致使考场分散。另一方面，由于试卷大多是主观题、论述题，因此分数统计全靠人工操作。这种状况不仅需要大量监考、评卷、统计人员，而且差错较多。对此，自1979年开始，教育部动员考生人数多的省份，在全国统考前实行预考制。取消了政审关于密级的规定，简化了调查、审查的程序，将“政审不合格”修改为“不宜录取”，而且将政审“不宜录取”的权力上收到省、市、自治区。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点，以及地区间考生分数差距，从1980年起，部分国家重点高校开始试办民族班。改革开放后，社会进一步开放，为适应这种形势，1981年国家开始以单独命题考试的形式，将高考大门面向华侨、港澳台地区考生开放。

　　但是，高考制度在维护社会公平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为了提高考分，一些地区开始“片面追求升学率”。为此，高考又采取了许多措施，抬高德、体的作用，如对“三好生”、体育尖子生加分，以求与分数平衡，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

　　第二阶段是从1985年到1990年前后。一项改革是使用标准化试题，即以控制考试误差为主，实现考试从传统向现代化、信息化的转变，在命题、实施考试、评卷、统计分析等方面，实现了一次飞跃。同时，在高考毕业会考基础上进行了改革，这既是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招生制度中最重要的改革，也是克服“片追”导致偏科的有效措施之一。

　　第三阶段是在1983年至1998年间。当时，整个国家正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高考作为社会子系统，也经历着同样的转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高校招生制度以至整个学生管理制度，都是国家出钱，为自己培养干部的制度。在这种体制下，学校和学生都是在用“铁饭碗”吃国家的“大锅饭”，招生就业采取的是国家统招统分。在这种体制下，学校与社会脱节，学生缺乏活力。

　　从1983年至1990年，教育部从生源、招生计划、培养方式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先后启动了定向委培、自费生计划的“双轨制”。至此，高考已经走到了市场经济的门口。

　　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及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以建立市场体制为目标的国家改革开始提速。1993年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纲要》，这标志着与高考密切相关的教育“变法”全面拉开序幕。

　　1993年起，从招生、毕业生就业制度、录取体制等方面，国家进行了重大变革：改变学生上大学由国家包下来的做法，逐步实行收费制；将过去“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调整为由学生“自主择业”的就业制度；保留1952年实行统一招生制度中的统一考试，招生实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与“根据志愿、按比例投档”相结合的体制。

　　上世纪90年代后，招生“双轨制”在提高各方积极性的同时，也表现出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弊端：由于调节性计划的比例提高，两种计划所造成的两条录取分数线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同一所学校、同一专业在同一地区所招收的新生，分数差距也很大。同时，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分数不够钱来凑”的现象：一些分数较低的考生自费上了大学，而一些分数较高的考生却无法进入大学，这种现象严重违背了教育公平。1997年，变“双轨制”为“一轨制”，并全面实行大学教育收费制。

　　第四阶段是1998年后，高考从内容到形式，先后进行了“3+X”、网上录取、自主招生和分省命题等立体式变革。

　　史上“高考”：调节社会分工的“天平”

　　不论是科举制，还是今天的高考，实质上既是社会脑体分工的手段，也是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通道。为了保持这条通道畅通，千百年来人们在不断地进行变革。但是，在变革之前，先搞清楚考试是什么、能做些什么，也许比变革本身更为重要。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寻求更具科学性的方法考查考生能力是高考改革的重点。

　　记者：考试制度在我国已有1000多年历史。古代社会，选拔人才有科举制，我们今天有高考制度。从考试的目标指向来看，不同阶层的读书人通过科举制，理论上都能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事实上，科举制将教育与做官联系在了一起。“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似乎成了古代社会的一种普适价值。有人就此认为，正因科举制有明确的目标指向，所以古代中国的教育才异常发达。对此，您如何看？在社会功能上，科举制与今天的高考有何异同？

　　杨学为：科举制是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核心。虽然事实上并非所有阶层的人都能通过这种方式改变身份和地位，但在理论上确实为所有人敞开了向上流动的大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科举制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文官政治的先河，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参政，加强了皇权，巩固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

　　就其社会功能而言，考试自诞生以来，其主要社会作用就是作为社会脑体分工的手段。表面上，高考只是为高校选拔新生的考试，其实是青年人在完成基础教育后所参加的由国家举办的脑体分工选拔赛。

　　通过高考，人们可以获得成为脑力劳动者的“合格证”，从而得到比落选者更高的地位、更优厚的物质待遇。

　　同样，科举制是以自愿报名、以考试为主要手段的选拔制度。理论上，参加考试的条件是平等的，经过考试，把考生智力差异区分出来。在1300多年的科举史中，有无数贫寒子弟通过科举而达于显赫。

　　但是，两者也存在不同。高考是高中生经过高中的学校教育后进入高校的选拔赛，而科举制一般都是由国家确定考试科目、考生自学完成的。

　　记者：科举制无论是唐宋时期的策论、诗赋选才，还是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以智力取才似乎是其核心。那么，在以智力取才和以品德取才之间，您认为哪一种更适合社会需要、更能体现社会公平？

　　杨学为：考试是目前测量人们智力的一种科学方法。它能根据社会需要，大致将人的智力差异区分开来。从孔子时代起，“士”阶层就是依靠智力服务社会并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的。因此，从那时起，智力就成了挑战以血缘为基础的古代宗法制度的主要力量。同样，科举制以考试的方法检测考生知识与能力的状况，是科学、平等的。虽然其中也存在血缘、权势、金钱因素的干预，但作为公开选才任官的标准，历代当权者都把个人才能作为选用与否的重要条件。

　　品德对于人才选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至今为止，对一个人品德的考核还没有一个如考试测量智力一样的方法。因此，历史上，以品德考核代替智力考核的努力都没成功。当前我国高校招生实行的是在“德体合格前提下，从高分到低分”的录取方法，即品德考核必须是合格的，在此前提下，分数择优。而品德、体育方面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以不通过考试而直接保送入学。

　　记者：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时，是如何处理德才之间的关系的？

　　杨学为：德才兼备、选贤举能，是人们选才的一种美好向往。但是，自实行科举制以来，单纯地“以文取士”做法屡遭批判。唐代以后，围绕德行与才能的关系，时有争论，也曾在宋代展开过一系列改革尝试，但大多因德行考查的误差大等原因，以失败告终。

　　记者：由于目前我国正处在快速转型期，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各种矛盾互相交错。近几年，高考制度也一再受到人们的质疑，甚至有人建议取消高考。您如何看待目前高考制度遭遇的这种困境？现阶段取消高考有无可能？如果继续保留这条制度性上升通道，您认为，从纯学术研究的角度，高考改革应注重什么？

　　杨学为：从根本上说，考试就是平等地分配不平等权力的过程。应该说，当前高考制度改革遭遇的困境，是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避免的必然阶段。至于目前社会上一些人提出的取消高考，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因为，现今社会还存在着强制性的社会分工，特别是脑体分工，还没有达到马克思提出的“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条件。

　　正因如此，所以当前的问题是：首先要弄清考试的功能是什么？考试能做些什么？只有这样，改革才能收到成效。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个人认为，在当前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在仍然以智力取才的背景下，改革要做的应是，科学地测量考生的智力。

　　【数字】

　　●在恢复高考的30年间，先后共有约11198万人次报名参考,大中专学校共录取了3600万人。

　　●1977年高考录取人数为27万人，录取比例为4.7%；2006年，录取530万人，录取率为56.86%。

　　●自1999年起，我国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至2007年，每年招生人数由108万上升至567万。目前高等院校在校人数达2300万人左右，居世界首位。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2007年，自主招生的高校数扩大到59所。

　　●2007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约1010万人，创历史新纪录。

　　【相关链接】30年高考改革风向标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发布文件，恢复高校招生统考制度。

　　1977年11月3日，“文革”期间长期中断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开始恢复。

　　1983年，高考试行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1985年，高考开始试行标准化，开始试行高考毕业会考制。

　　1997年，高校招生并轨改革。

　　1999年，教育部开始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广东省率先开始在高考科目设置和考试内容上进行改革。

　　2000年，北京、上海、安徽进行春季招生的改革。

　　2001年，教育部宣布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的限制。

　　2002年，高校招生工作首次全面实现网上录取，全国网上录取新生率达到85%。

　　2003年，高考时间提前至每年6月。

　　2005年，海南省状元“梦断清华”，引发“高考移民”大讨论。

　　2006年，复旦、上海交大“试水”自主招生。中国政法大学按各省人口比例确定招生计划，解决高考招生的地域不平衡问题。

　　2007年，恢复师范生免费制度，并开始在6所部属师范大学实行。

　　《中国教育报》2007年10月18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