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碑的发现：惊世之珍品
双流，名都近畿，蜀方首邑。历代有名贤，人文鼎盛。古之遗址旧踪，残碑断碣，志书记载甚多。１９４３年夏天，在双流城东１．５公里许的双华二村（今属东升镇清泰村地段上），有一座大坟包，俗名“鸡蛋坡”，当人们在此挖掘防空洞时，突见一座古墓。墓中文物虽被盗墓者洗劫一空，但两扇墓门却保存完好。墓门出土后，经文史专家谢家玉鉴定：“字及画均清晰可辨，字类宝子碑，画为人面及鸟形。”碑上“泰熙”二字为“太熙”。太熙为晋武帝末年年号……可确定为晋碑。据川西一著名拓工徐霖云：“此碑系墓门两扇，左为造像，右为碑记，碑记之额与左同刻其页头（鬼面具），特下面多一朱雀耳……古之道石刻中所罕见也。”
双流晋碑是继云南曲靖爨宝之碑后的又一惊世刻石珍品，且它的历史比云南爨宝之碑还早１００余年。晋碑上共有５５个字，结字似乎制拙，以方笔为主，但其力度十足，很有阳刚之气。晋代是隶书向楷书演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晋碑对研究文字的演变过程具有极为珍贵的史料价值。双流知名人士李澄波在与友人信中对这块晋碑给予高度评价，他说：“碑上有泰熙年号及功曹、啬夫等官名，系西晋典午初元古物。”
有关文史研究员认为，晋碑上的画像虽是镇墓像，但该画一改晋代画像写实风格，其画像较为夸张，注重神而兼顾形。这就是当时双流人引以为骄傲的晋碑。它的珍贵之处除了其本身的历史价值外，更填补了当时四川碑刻缺乏珍品、精品这一空白。
古稀老人：是我发现的
据现今７８岁的张星南老人讲，１９４３年，秧子刚栽下田的季节，年仅２０岁的他与其堂哥张正权在他家附近挖防空洞。他们从坟包下直接往里挖，挖了约４米竟发现了两扇墓门，掀开墓门，见里面烂砖碎土塞得满满的。对古墓略有所知的张星南意识到，他们挖到了一座被盗过的古墓。一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从大坟包的侧面打一个直洞下去，但令张星南遗憾的是，刚进入墓的右侧空室，什么东西都未发现时，时任双流县县长的吕秉任就赶了来，下令停止掘墓。
掘墓的行动停了，墓门（即晋碑）被张星南抬回自己家，并找拓工拓了几十张墓碑拓片，看今后能否卖几个钱。
两扇墓门（晋碑）在张家放了近１０天，吕秉任派人将碑拉到了县上。后来，此碑被存放在县民众教育馆。
解放后，拓了几十张晋碑拓片的张星南经过几次搬家，其拓片有的散失了，还有的成了耗子窝。到了“文革”期间，张星南把家里所有“四旧”找出来付之一炬，这里面当然少不了那珍贵的晋碑拓片。
保存委员会：为晋碑专设
双流大坟包古墓晋碑发掘后，当时的县政府派人将碑搬回。究竟如何处置这两块碑，引起了全县各界人士的广泛争议，民国四川省政府提出了“收回上交”的意见。
为了满足本土人士的文化渴望，县府发文广泛征求意见，各界有识之士坚决主张自己保存。民国三十二年９月，双流县临时参议会又向县政府再次发函：“为决议成立双流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一案，即行依法拟县组织规程成立双流县古物保存委员会。”
在全县广大民众的呼声中，在各方知名人士的大力促成下，当时的民国三十二年１０月１２日，双流县政府经过充分思考，回函县参议会：“为准函成立本县古物保存委员会并建立碑亭，以永远保存新出土之晋碑。”从而敲定和作出了晋碑不上交，由自己建立碑亭保存的决定，并赓即成立了以县长吕秉任为主任委员的“双流县古物保存委员会”。在当时四川地区，甚至在全国，专门为一个墓碑而成立由县“一把手”挂帅的古物保存委员会，双流是第一个。
双流县古物保存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双流县政府大礼堂按时召开，并提出五条议案和作出五个相应决议案：即新出土之晋碑保存在民教馆内；修建保存晋碑之碑亭经费在圣庙财产项目下开支；修建碑亭经理人选为张家修、张湘泉、卢均仕、熊骏；经常保管人员为熊骏、刘常武、卢均仕、张湘泉、张家修、刘成国；雇人包拓字１０００张，拓晋碑之字迹所需经费由索取人平均负担。
莫名失踪：四川之大憾
晋碑现世双流，震惊全川。同时，晋碑的发现，引起文物收藏家们的浓厚兴趣，纷至沓来，争相拓片。一些私利追逐者，竟将拓片拿到黑市交易，一张少则卖一百个大洋。更有黑心者以倒卖拓片从中渔利为目的，则要更高价才出手。为使晋碑妥善保管，当时的双流县政府很是费了一番苦心。
据目击者透露，从１９４４年起，晋碑就安置在双流县民众教育馆内（简称民教馆），正式供各界人士品味，研究其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历史史实和艺术价值。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下旬，双流县城解放，但在这个交替时期，充满神秘色彩和无限文化、美术、书法及历史研究价值的晋碑却从此消失了……
八十年代，双流新修县志时，在志书上只留下一幅模糊不清的拓片照片。半个世纪以来，在县文化馆、棠湖小学周围（原县民教馆旧址），不时有老者或文人模样的人打听晋碑的下落。双流晋碑是一个对双流魏晋历史研究的活档案，它的失踪，不但是双流的一件憾事，而且也是四川历史上的憾事。时至今日，双流人，特别是那些对晋碑情有独钟的文史工作人员仍在苦苦寻觅这碑中之极品。
晋碑真名：“社稷墓门刻石”
年届８５岁高龄的邓奂彰老先生，现任中国书画艺术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四川省书画家国际交流协会荣誉会长、四川省文史馆馆员、锦水书画院荣誉院长、双流书画院院长等职。解放前夕，作为双流县民众教育馆的艺术主任，邓老曾亲睹晋碑风采。他说，每年有数以万计的金石书画者和考古研究者前来双流研究晋碑。据邓老回忆，与晋碑一同陈列在县民众教育馆的还有一株大古柏，一块像大鹅蛋似的陨石。沉浸在回忆中的邓老说：“失踪的不止是晋碑，还有那来之不易的陨石啊。”
东升镇教办陈伟芳老师，多年来一直在追寻双流晋碑的下落，他告诉记者一个惊人的发现：“晋碑其实应称之为‘社稷墓门刻石’，距今已有１７００余年的历史。”据陈老师介绍，汉代时，帝王、平民均喜立碑，殡葬多奢侈之风。到西晋时，官府开始殡葬改革，禁止给亡人立碑，因而双流晋碑是全国范围内极为罕见之物。陈老师说，西晋时正是中国文字从隶书向楷书过渡阶段，晋碑上书画并存，这对中华民族汉字的研究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李木的心病：郭老的牵挂
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也曾惦记着晋碑。解放初期曾任双流县文化馆馆长，现离休在家的李木老人对记者说：“我上任领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郭沫若下达的——寻找双流晋碑。”据李木老人回忆，１９５２年１０月，组织通知他到双流县任文化馆馆长，在成都二仙庵的文化艺术学校，当时任省文化局副局长的彭长登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郭老指示，双流晋碑是国宝级文物，一定要找到，保管好。你上任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双流晋碑。”彭长登所说的郭老就是郭沫若，时任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
为了完成郭老交待的任务，当时年轻力壮的李木开始了艰难的寻碑之路。据李老回忆，他先是找到双流县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冯德纯，又找过女中校长朱学纯，然后沿着他们提供的线索，找遍整个双流县城，鞋子磨破了多少双他已不记得了。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李老才不得不停止了对晋碑的寻找。李木老人十分动情地对记者说：“没有完成郭老交办的任务，没有找到晋碑，这成了我一生的心病。真希望失踪了５０余年的晋碑重见天日。”
晋碑拓片：开价百万元
在采写有关晋碑的文章中，笔者获悉，县档案馆存档的晋碑拓片照片摄自成都市著名民间收藏家毛永寿先生所藏的晋碑拓片。据了解，他收藏了近半世纪的这块晋碑拓片是目前最完整的。经多方联系，笔者终于与毛永寿取得联系，亲睹了晋碑拓片的风采。晋碑拓片上部被毛先生称为“哭神”的造像极具抽象夸张之感：一孩儿头戴麻冠，胸现爱心，双眼流泪。
据毛先生介绍，１９４８年春夏之交，听一位玩“黑老虎”的曾佑生（即专做拓片生意的人）说起双流出了一块晋碑，便很感兴趣。他认为碑文极好，碑石的花纹纹理清晰可辨，便交了２０个大洋，让黄姓拓工拓下了现在的这张拓片。据他透露，目前他手中的双流晋碑拓片已有人开价１００万元。但他说他不可能卖。“这是国宝，如果双流县政府要想拿回去存档，我愿无偿奉送。”
双流人民：“哭神”在哪里
双流晋碑失踪之谜牵动了众多双流人的心。双流黄水镇板桥村四社的刘素芳告诉笔者，她家原住在存放晋碑的文化馆附近，后迁居至此。当时她将这块石碑运回乡下时，原本是想用来修猪圈，但总觉得这个石碑不寻常，因而修猪圈时未用。后来建房有人劝她用此石碑做地基，她仍舍不得。她将此碑找出洗净后交给有关专家考证，但此碑是一道清末民初的市政碑，与１７００余年的晋碑相去甚远。
据一位苦寻晋碑２０年的王泽枋老人称，解放初在改建县委机关时，将很多石碑埋在了当时存放晋碑的原址地下，便请民工挖地三尺，但最终一无所获。１９８９年，王泽枋老人听一个驾驶员说东门汽车站有一个碑像晋碑，他赶快雇板车将该碑拉回，但经考证是民国时期褒奖抗日空军英雄彭德明烈士的碑。据王泽枋先生介绍，晋碑的最后失踪地应是双流县农机宿舍。有人反映的情况佐证了王先生的说法：一是解放初期一个叫彭福商的人拉板板车路过彭家昭忠祠时，发现一块垫水沟的石板正是晋碑，当时碑面向上。出于好心，彭福商还将此碑翻了一面。１９９４年初夏，时为棠湖公园美工师的杨允澄借王泽枋老师的晋碑拓片复印件挂在自己美工室，碰巧隔壁财务室女会计王代贵过来看见，“这个‘鬼脑壳’我都见过！”她讲述了当时修农机厂宿舍即昭忠祠旧址时，见有
一金花民工推了几个石板回去修猪圈，其中就有带“哭神像”的晋碑。这一说法正好与彭福商所见相吻合。
而据成都著名民间收藏家毛永寿先生说，双流晋碑在解放初期就被英国一位收藏家通过不正当手段弄到了英国。
双流县副县长周素琼告诉笔者，晋碑是国宝，也是双流人的骄傲。双流晋碑的失踪是双流人的遗憾，也是全国人民的遗憾！双流人民时刻盼望着能寻回这块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