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一场旷日持久的股权纠纷，一次由国家各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国腾系长达三年之久的资产调查，引出了这位美貌而神秘的四川女首富。
何燕的故事也是中国一些企业家获取财富 的代表：使用国家投资，然后控制国有控股公司，并最终建立民营化的企业王国。这样的现象发生在很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精明的企业家利用产权的真空，抓住游戏规则和市场机遇聚集了巨额、从前都不敢想象的财富。
发生在何燕和国腾系身上的故事可以写出好几个版本的小说：一个漂亮女人的发家史，一家高科技公司的成长史，这些或许都很有商业价值，但它同时还是一群创业者怎样利用国有资产达到个人致富的历史：何燕通信王国核心利润的来源是来自国有控股公司，然后通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转换卖给了公司的主要管理层员工和他们的亲属，最后转移到一家海外企业。
中国政法大学的经济学家杨帆调查认为，近10年来，大约有4万亿国有资产从国有控股公司转移到了私有企业。很难讲这种民营化是什么性质的故事。何燕最初的一位代表国有资产的合作伙伴宋克荒指控何“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但何燕辩称国有资产不但不是流失，反而高额增值，而且，她一手缔造和控制的国腾系给政府交纳了大量税收，并带动了地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帮助改变四川落后的西部形象。新的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不仅让员工受益和获得股份，而且得到了政府的赞赏。
“如果宋有理的话，他为什么不去告国腾？”宋克荒之前的部下、现在何燕的主要干将莫晓宇反问道。谈到为何选择与何燕站在一起，莫说：“我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我只能站在国腾这一边。”
宋克荒没有上法庭，他选择了向有关方面举报的方法，但由中纪委牵头，汇集财政部、公安部、最高检、审计署、证监会和国家工商总局“地毯式”彻查的结论是：没有犯罪发生正文：
8月9日，星期六，清凉而潮湿的成都下起了瓢泼大雨，电闪雷鸣。记者从市里赶往几公里以外的高新区国腾大厦。
路上记者随口问出租车司机是否知道国腾，司机却一点也不含糊：“国腾，知道，效益很好啊！”
在成都，甚至四川这个工业大省，做高科技的“国腾”已经成为好效益的代名词。国腾系是四川省的纳税大户，从1995年到2002年的8年间，累计实现销售额达28亿元，创利税7亿元，其中2002年收入达10亿元，利税3.3亿元。它拥有国内IC卡电话的30%市场。
有媒体估计，国腾系的市场价值超过50亿元，被称为国腾系掌门人的集团总裁何燕个人财富超过6亿元。虽然国腾在国内不算知名，但何燕却自2000年以来连续4年成为全球《财富》论坛的特邀嘉宾。
今天，何燕成为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2001年被列入《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第82位，个人资产大约7000万美元。2002年，她的排名微降到第89位，胡润给她标定的个人资产增加到9000万美元，但她却是这个变化剧烈的排行榜里仅剩下的3名女性之一，排名最前的是位居第5的陈丽华，杨澜和她的夫婿吴征以1.1亿美元的身价列第71位。
在她的通信产业王国，国腾集团墙上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很多照片，她涂着鲜红的唇膏，穿着鲜艳的衣服，戴着惹人注目的珠宝，陪同国家领导人和高官参观企业。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她有一辆红色的美洲豹轿车，一辆林肯轿车和一辆黑色的BMW。
然而，何燕又是谨小慎微的，极少在媒体上露面，更几乎没有接受过当面采访。关于她的故事更多来自传说：据说她外表秀丽却性格刚烈、敢作敢为，又据说她是从南京邮电学院毕业，返回家乡成都工作。
但这些外界关于何燕身世的说法——它们甚至已经被胡润的《福布斯》中国富人排行榜所采用，被她最重要的搭档、国腾集团副总裁莫晓宇一一驳斥：何燕是北京人，只是参加工作后落户成都，她更不是南京邮电学院毕业生。至于何到底在哪里上过大学这些过往的经历，莫晓宇拒绝回答。
“何燕多次遭到过讹诈，”莫晓宇对《商务周刊》解释说。
一个美貌女子在几年内迅速变成身家6亿的女富豪，这确实是充满诱惑力的故事。但是她的传奇色彩还包括，在一家工厂技工校舍里的创业项目，在她手里5年间成长出一家年销售额超过50亿元的高科技大集团。
然而，在光鲜背后，国腾系陷入了一桩严重的股权纠纷，在这场长达6年之久并至今悬而未决的纠纷中，何然等高层人员被怀疑“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
1999年年底，一封关于何燕、莫晓宇等人“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举报信，被成都国腾的股东商地置业送到了有关领导的案头。翌年，财政部等国家相关部门也收到了商地置业同样的揭发材料。不久，由中纪委牵头，汇集财政部、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审计署、证监会和国家工商总局，对国腾系展开了“地毯式”的彻查。
调查持续了两年多。2002年5月，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了结。四川省纪委代中纪委给出的结论大约是，成都国腾与商地置业之间存在严重的股权纠纷，同时成都国腾存在不规范的地方，但是公司并没有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何、莫等人也没有涉及其他犯罪活动。公安部认为，尚未发现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故不予立案。
在这个过程中，何燕这个名字在公众信息中悄然隐去，在让大众知道这个美女首富存在的福布斯排行榜上，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名字：何然。直到今天，人们还是只知何然不知何燕。这说明，除了一个美女发财故事、一个高科技企业崛起故事之外的另一些事情，并未结束。
莫晓宇加盟
莫提出一个加入成都国腾的条件：引进商地置业作为其新股东因为何燕而反目成仇的男人应该为数不少，但莫晓宇和宋克荒是其中很特别的一对。在认识何燕之前，两个人私交甚好，莫晓宇是宋克荒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从1997年开始，两个人的名字与何燕形影相随。
莫晓宇军人出身，早年曾在云南边境带兵打仗，由于功勋卓越，晋升中校军衔，1993年退役，开始踏入云南商界。他外表俊朗、才能卓越，至今仍保持军人风范：言语简练，办事准确、守时。在云南时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身为北京商地置业总裁的宋克荒，莫注册成立云南商地——商地置业在云南的分公司，成为宋的下属，不过宋允许云南商地在财务上和经营上完全独立。两家公司曾经一起合作，希望引入国外的战略投资者投资云南的高级公路项目。
莫晓宇拒绝回答他什么时候认识了何燕，但他承认，1997年的时候，俩人已经非常熟识。两人是“一见倾心”，军人出身的莫感慨于何燕的勇敢和坚强，而被认为天生有商业头脑的何感叹莫“卓越的市场开拓能力”。何有意拉莫离开云南，加入成都国腾由她担任总经理的创业队伍。
但是莫晓宇在云南已经拥有一番自己的事业，他提出一个加入成都国腾的条件：引进商地置业作为其股东。
当时与莫甚为相投的商地置业总裁宋克荒，是一位在北京甚至全国各地人脉甚广的人物，资源很丰富。“我那时觉得宋能利用自己的资源给国腾带来好处。”莫晓宇对《商务周刊》说。
何燕欣然应允。在商地置业出现之前，何燕实际上也正为成都国腾四处寻求新股东。
成都国腾创立之前，何燕在一家国有控股公司，中国物资储运成都（集团）投资服务公司（以下简称中储成都）下属的一个投资公司当总经理。当时有两个项目让她感兴趣，一个是全国卫生防疫卡项目，这个项目已经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发展比较好；另外一个就是国腾的IC卡项目。何燕选中了后者。而IC卡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正是何燕当时的丈夫——赵平原。
何燕深知赵平原的价值。1990年，赵从电子科技大学毕业不久，在一家高科技民营企业打工的时候，便因其表现出来的技术天分，被《计算机世界》评价为中国年轻的“科学家”，他担任着成都贝特软件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赵对《商务周刊》说：“我当时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找到一个平台，依傍一个大老板干一番大事业。”
赵等人早期开发出来的IC卡产品体积小、损耗低、防盗打功能强，技术优势明显，并且得到参加邮电部3级网结算系统、管理系统等方面的标准制定机会。何、赵两人都相信，该技术可以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于是他们俩从社会上召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包括崔予红、王建、王振宇等，七八个人开始了艰难的创业之旅。最早几个人租住在成都一家工厂的技工校舍内，赵平原说他经常三天吃一顿饭，睡觉的时间也没有。几个人各凑几万块钱投入研发，长期一个月只领300元的工资。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只能引进外来投资者。”赵平原说。于是，在何燕的努力游说之下，中储成都投资了该项目，何燕也成为该公司的董事之一。
1995年9月，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40万元，主营IC卡电话机的生产和销售。法人代表是时任中储成都的总经理梅春文，首任总经理是贝特软件董事长赵平原。三家股东中储成都、四川省邮电科研规划院（以下简称规划院）和成都贝特软件（以下简称贝特）分别占62%、30%和8%的股份，随后又调整为50%、40%和10%。
何燕为这家初创企业取名为“成都国腾”。“她认为‘国腾’两个字很有力量。”莫晓宇说。不久，何燕成为继赵平原、原邮电规划院院长以后的成都国腾的第三任总经理，开始了在成都国腾的创业。
成都国腾成立之初的前三年，公司尚处于技术研发阶段，业务拓展缓慢。但莫晓宇称，成都国腾技术领先、有意与之合作的企业很多。据说深发展就是其中之一，曾经提出5000万购买成都国腾。1997年7月2日，成都国腾甚至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接受成都当地一家名叫高频的房地产开发公司800万元购买40%股份的投资。这个时候成都国腾的作价是1200万元。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商地置业成为成都国腾的新股东，高频退出。1997年9月15日，成都国腾董事会同意扩股40%，“其中商地置业400万购买20%，20%（400万）作为个人股发售”，并决定职工个人股方案另行拟定。此次扩股后中储成都占30%股份，规划院、贝特和商地置业分别持有24%、6%和20%的股权，员工股为20%。
事实上，据赵平原透露，当时创业团队要求拥有30%的原始员工股，“但经过多方协商，最后董事会只同意我们得到20%的员工股”。然而，这个决议后来因为随即而来的股权纠纷并没有得到执行。不过，莫晓宇仍以员工股代表的身份顺利进入成都国腾董事会，成为国腾系核心权力人物之一。
股权起纷争
商地置业还没有向成都国腾及其原有股东支付一分钱以取得这一股权，工商登记却已经确认了商地置业是持股24%的股东1997年9月18日，董事会决议后仅三天，成都国腾就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公司注册资本金变更为3166万元，其中实物资产140万元，无形资产3026万元。根据工商登记，中储成都、规划院、商地置业和贝特分别持股38%、30%、24%和8%（其中均包括未划入职工个人股的部分，见图2）。
此时，工商登记确认了商地置业24%的股权。但《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表》的附件——成都市锦江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却称：“商地置业实际出资实物资产33.6万元，无形资产726.24万元，总出资金额759.84万元。”
显然，工商登记中商地置业的实际出资额与三天前的股东会决议大相径庭。而且此时，商地置业还没有向成都国腾及其原有股东支付一分钱，工商登记却已经确认了商地置业24%的股权。
惟一的佐证是，同样在9月18日，中储成都、规划院和贝特分别与商业置地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三家公司分别向商地置业转让12%、10%和2%的股权，协议金额分别为379.92万元、316.6万元和63.32万元，协议各方均签字盖章。
9月25日，商地置业往成都国腾汇出了“投资款”150万元。翌日，成都国腾即做了进账单。但是事隔将近两周之后的10月8日，成都国腾才向商地置业出具收据，在收据的备注栏注明：“7.5%股份投资款”，这是按150万元除以变更后的3166万元资本金得出的比例。这意味着，成都国腾认为商地置业还差250万没有打过来。
然而商地置业并不承认此收据。宋克荒的律师对《商务周刊》说，7.5%股份投资款是成都国腾一相情愿的结果。 商地置业认为，成都国腾实物资产只有140万元，商地置业24%的股份对应的实物资产只有33.6万元，商地置业出资150万元已经远远超出实物资产价值。至于评估出来的3026万元无形资产，商地置业认为是无须用资金，或者是无须用如此多的资金购买的。同时，该无形资产占到了成都国腾评估总资产的95.58%，远远超出了法律上20%上限的规定，这被认为是不合法的。
莫晓宇解释了当时的情况：1997年会计师事务所对成都国腾进行资产评估的时候，认为成都国腾的无形资产达到3000多万。国腾便拿着这样的结论去当地的工商局进行注册登记，工商局和会计师事务所都认为这是一项新的课题——在高科技时代，一家高科技公司的无形资产能不能远远高过实物资产？当地工商局曾抱着这样的疑问请示国家工商总局，最后，作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在没有得到上级任何文件指示的情况下，成都市当地的工商局为成都国腾进行了工商注册登记。
对于这一点，工商管理部门现在已经承认是自己工作的失误，并且表示愿意为此过失承担责任。四川省工商部门为此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而成都国腾则需要就当时的工商注册加以纠正。但是成都国腾因此后的纠纷，一直无法召集商地置业等股东召开股东大会，所以“纠正”也就无从谈起。
据莫晓宇说，何燕等人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用实有资产不断填补因无形资产过大而造成的“窟窿”，据介绍，到目前为止，成都国腾的无形资产1000多万，占资产总额的20%左右。
同样令人存疑的是，仅仅在商地置业入股的两个月前，成都高频公司准备以800万元取得公司40%股权，可见那时原公司的作价是1200万元。9月15日的股东会决议实际上给原公司作价也是1200万元。在如此短时间内，公司价值却成倍增长，的确令人惊奇。但成都国腾承认商业置地出资150万元占7.5%的股权，也是假定公司总价值为2000万元，实际上与公司9月15日的决议基本符合。
验资报告还验证公司实物资产为140万元，刚好与公司1995年的注册资本相同，似乎不只是巧合。国腾集团称，这次评估只是确认了公司的巨额无形资产，公司这几年的投入实际上有800余万，都记在资本公积里，另外公司借出去的款项就有400多万，公司当时并不缺资金。果真如此的话，验资中介的业务水平和职业操守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在工商局的注册登记中，商地置业的股份比率是24%，而且在此后的历次年检中，这一比率维持不变。一直到2002年国腾系的另一家控股公司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600353）上市时，招股说明书仍显示商业置地在成都国腾的股权比率为24%。
尽管事后成都国腾声称在1997年10月的收据中就认定了商地置业的股权比率，但在合作的蜜月期内，可以确定的是，商地置业还没有为其24%的股权担忧，相反，商地置业利用自己的资源为成都国腾打开了东北地区的销售市场。
1997年11月，吉林省邮电器材总公司，向成都国腾定购型号为HIC819(2)P/T的IC卡电话机500台，每台8360元，合同总金额418万元。同时定购GTA-PMSV2.3一套以及HIC819(1)P/T共计41台，作为试用，暂不结算。商地置业在销售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国腾方面派出了莫晓宇作为签约的委托代理人。
据称，当时各方同意商业置地以诸如销售佣金或分红等弥补出资不足问题，但这种默契并未形成文字证据，在双方蜜月期之后，争执并不可避免。
莫晓宇承认公司早期运作极为不规范（公司的几次资产评估和验资数额相差如此巨大，无形资产比率如此之高，等等），甚至有悖于法律规定的荒唐做法，“是由于我们整个创业团队缺乏商业知识造成的。” 绕开商地置业1998年4月，成都国腾及其主要股东中储成都另起炉灶，成立了华威公司；1999年11月23日，华威公司代程庆等30人在四川郫县注册了四川国腾1998年年初，成都国腾的IC卡电话机市场已经打开，利润不断攀升。然而，矛盾也因此而产生。据宋克荒称，何燕找到他，说要为管理层谋点福利，想在成都国腾之外成立一个员工持股的民营企业，邀请宋作为股东参加，宋不用出一分钱，还担任新公司董事长。宋自称，认为这一计划太过大胆，怕涉嫌侵占国有资产触犯刑律而拒绝了。
但莫晓宇却表示，两方冲突的真正原因有二，一是对商地置业出资150万所占股份的分歧，二是对企业未来经营思路不同。但后来的发展证明，真正的分歧在于双方在利益分配上的争执。
1998年2月28日，成都国腾专门做出了关于个人员工股的股东会决议，同意“20%的股份（无形资产）转配为个人股，分给成都国腾的员工”。其中由“各股东股份（1997年9月工商注册比例）划归给个人股的比例，中储物资8%，规划院6%，商地置业4%，贝特2%，合计20%”。三家股东及其代表乐英贵、薛建能和赵平原都完成了签名盖章，但商地置业未签章。这份决议实际上是对1997年9月15日股东会决议的完善，它认可了商地置业持有24%股份。
莫晓宇称，在会议上，何燕等股东代表希望与商地置业本着做事情的态度，能有一个默契，商地置业还是占24%的股份，但尚未到位的250万能够逐步到位。“当时还曾经有一个提议，商地置业可以将其通过自己资源为国腾做出贡献的所得部分或者通过股东分红得到的利益，返还国腾以补足所欠投资款。”莫晓宇说。
但是，商地置业并不理会，并没有签名同意放弃其中的4%作为员工股。
“也就是2月28日的会议前后，双方分歧出现并立即成不可两立局面。”莫说，“为了国腾的牌子不倒，我们只能另想办法寻求发展。”在这场股权纠纷中，何燕、莫晓宇等人以公司经营者的姿态站在了一起。
作为国有全资企业法人的宋克荒非常愤怒地将莫晓宇斥为叛徒。“我派了一个国家干部，但这个国家干部背叛了我。”宋的律师转述宋的话说。
但莫晓宇则向《商务周刊》分辨说：“我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只能站在国腾这一边，我不可能同意宋的不合理要求。”
就在1998年4月，成都国腾及其主要股东中储成都另起炉灶，成立了华威公司。商地置业认为华威公司分走了IC卡业务利润的很大部分。
1998年11月12日，成都国腾就商地置业的股份问题召开董事会。董事会决议声称：“据1997年9月30日股份转让协议，成都国腾向商地置业‘转让’（实际上应是‘发行’，在成都国腾早期的文件中，这类不规范的用语比比皆是）20%股份，折合人民币400万元，因只到位150万元，占成都国腾7.5%。经本次董事会确认，商地置业占国腾公司7.5%的股份，时间自1997年9月30日开始计算。”
12月2日，国腾再次召开董事会，决定将成都国腾转让给商地置业未生效的12.5%股权转让给华威公司，华威公司以在国腾公司的债权受让。崔予红作为华威代表、莫晓宇作为职工持股会代表进入董事会。
但是商业置地仍然没有在以上董事会文件上签字。
1999年7月6日，成都国腾第11次董事会暨股东会做出关于股权转让的决议，贝特将10%股权转让给华威公司，贝特持股减为6%，华威增至22.5%。中储成都（集团）投资服务公司将其持有的30%股权转让给中储成都（集团）公司（中储成都的母公司，以下简称中储公司），中储公司将5%的股权转为何燕持有，中储公司持股25%。
一份资料显示，1996年资金紧缺的情况下，何燕用个人资金30万，代中储成都投入到成都国腾以发展公司业务，中储公司“因此在董事会上赠予何燕5%的股权”。
此时成都国腾认定的股权结构是：中储公司25%，华威公司22.5%，成都国腾职工持股20%，规划院14%，商地置业7.5%，贝特6%，何燕5%。
这次宋克荒派遣了一位名叫孙力的商地置业职员前往成都参加会议，并在决议的股东代表一栏里签字。然而，宋克荒认为这并不代表商地置业认同了决议内容和股东会所认定的股权结构（即商地置业只占7.5%），因为按照宋的律师的说法，孙力并非商地置业全权委派的代表，而且，“商地置业事先并不知道这次董事会暨股东会的内容”。
但是，长期缺席董事会的商地置业派员参加股东会，至少证明双方的紧张状态有所松动。这一年的10月8日，由于商地置业在工商局登记的股权比率为24%，成都国腾“为使股权结构能得到变更登记”，拟定了四份股权转让合同，即：商地置业将在成都国腾所持63.32万元股份，即2%转让给崔予红；将0.5%的股份以15.83万元转让给李梅；将12.5%股份以395.75万元转让给华威公司；将1.5%股份即47.49万元转让给赵平原。协议规定，在协议书签订之日起3日内，将转让金交给商地置业，受让方崔予红、李梅、赵平原均在协议书上签字，华威公司和商地置业没有签章。
成都国腾及其股东在这一刻也等于承认了商地置业的股份，并愿意以当初验资确定的每股价格向商地置业支付转让款。但商地置业仍然拒绝了。
成都国腾的主要股东和创业骨干便再生一计。
仅仅一个月之后，1999年11月23日，华威公司代程庆等30人在四川郫县注册了四川国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国腾），注册资本金500万元。四川国腾的成立引起外界批评：本来由民营的华威公司注册另一家民营公司四川国腾并不涉及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问题，但四川国腾同样用了“国腾”的字号，似有盗用国有品牌之嫌。而且公司高层注册成立一间与本公司竞争性的公司，似乎也是不恰当的。
12月24日，中储公司、规划院、华威公司以及莫晓宇等8个个人股东（职工持股会）以其持有的49.85%的成都国腾的股份作价4800万元投资到四川国腾，四川国腾成为了成都国腾的大股东。
当然，商业置地仍然没有签字，根据公司法规定，这些股权转让都没有在法律上生效（甚至2002年旭光股份上市时，成都国腾仍然维持着1997年9月18日工商登记的股权结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成都国腾除商地置业以外的其他几个股东具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四川国腾的股东，同时还是成都国腾的股东并维持原来的股份。
这种双重身份，其实是一招绕开成都国腾、绕开商地置业掣肘的“金蝉脱壳”。例如，中储公司近期因资不抵债，已经破产，破产以后中储公司就只认自己在四川国腾的股权，而不认自己在成都国腾的股权，这样清算资产的时候，就只涉及中储公司在四川国腾的资产——其他股东亦很快达成共识，依葫芦画瓢，彻底划清与成都国腾的界限。从此，成都国腾也没有按照股东的股权比率实施过分红。
股东们都只承认其在四川国腾中的股份，尽管他们在成都国腾中的股份并没有成功过户到四川国腾，但他们在四川国腾中的股份却通过了工商注册。
华威MBO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华威公司就已经变成了纯粹私人控股公司1998年4月，成都国腾、中储成都、四川省粮油收购储运公司共同投资1000万元成立四川省华威信息产业投资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威公司），三家股东持股比率依次为67.6%、3.4%和29%，公司董事长是李明生，新公司与成都国腾在一座大厦里办公。
华威成立伊始，就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1999年，华威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全国“103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之一。同年11月，华威公司被成都市科委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有关优惠政策。
成立华威之后，何燕、莫晓宇等人的手法陡然加快，在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华威公司就已经变成了纯粹私人控股公司。
1999年6月23日，华威公司的股东变更，三家原国有股东全部退出。原先控股67.6%的成都国腾，将其中40%股份转让给四川道亨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道亨），其余27.6%转让给成都故事村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故事村），中储公司3.4%的股权转让给了故事村，四川粮油收购储运公司原有29%股份之9%转让给故事村，15%转让给成都盖尔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5%转让给崔予红。作价均为每股1元。
至此，国有股东全部全身而退，即没有国有资产贬值，但也没有带来任何增值。而新进入的都是由何燕等人实际控制的民营企业和个人。四川道亨持股40%，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是何燕、赵平原等，何燕控股51%；故事村亦持有40%的股份，故事村的主要领导是乐英贵（中储公司主要领导之一）等，盖尔公司持15%，其主要股东是李梅、崔予红等，个人股东崔予红持有华威的5%。
1999年9月13日，华威的股权又由这三家民营企业直接转让给12个自然人股东（97%）和四川日报社（3%）。转让价格仍是每股1元。其中何燕取得了四川道亨的全部40%股份以及盖尔公司11%的股份，从而对华威控股51%。李明生和莫晓宇分别获得了12%和9%的股份。其余股份情况是：何琼（何燕之表妹）5%，乐祥勇（乐英贵之子）5%，孙家龙4%，崔予红3%，薛建能（时任规划院院长一职）3%，四川日报3%，何力（何燕之弟）2%，同样是成都国腾创业者的王建、郭岩和李梅各1%。
仅过了两个多月，华威的股权结构再次发生变化，惟一的国有股东四川日报3%的股权转让给乐祥勇，薛建能3%的股权转让给自己的妻子董晓玲。华威的股权全部为12个自然人持有，除何燕之外的其余11人中，两个是何的直系亲属，莫晓宇、崔予红等5人是创业者，李明生和孙家龙是公司骨干，另外两人则是原国有股股东主要领导人的直系亲属。
自此，华威的MBO完成。
华威在MBO过程当中，得到了政府越来越多的肯定和赞赏。2000年1月，华威被中共成都高新区工委、成都高新区管委会评为“1999年度纳税大户”和“1999年度高新技术企业优秀单位”。2000年2月，国家有关领导人在四川省市领导人的陪同下到华威公司参观。
2000年5月，华威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省统计局、省工业经济评价考核办公室评为“2000年四川工业企业最佳效益50强”、“2000年四川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工业企业最大市场占有份额30强”、“2000年四川工业企业最大市场占有份额500强”。
但奇怪的是，莫晓宇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却称，华威公司发展并不是很好，净资产到现在也只有约1.2亿元。然而，这样一家企业不仅得到了政府的赞赏，而且在MBO后，即显示出“增值潜力”。2000年3月9日，刚刚完成MBO的华威召开第二届股东会，会议决定增资，注册资本金变成2476万元，增加的1476万元中，资本公积只转入了349.1661万元，不足部分高达1126.8339万元，决议称，这部分缺口由以后的利润弥补。而华威此前由国有转让给何燕等自然人的价格，都是按照账面净资产交易的。
以上操作过程引来外界无数指责与争议。有人认为，华威的MBO过程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首先，以国有股东名义注册的华威按照净资产转让给了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旋即将股份倒手给何燕等自然人，是国有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
其二，就在华威民营化之后，公司就进行了增资，因此有人指国有资产以低于实际净资产价值进行出售。
其三，华威显然带走了成都国腾的业务。
其四，国腾集团的高管，以及两家国有股东中储公司和规划院的领导或亲属都成为华威的股东。他们一夜之间拥有了巨额财富，商地置业对此表示困惑。
在1999年年底和2000年，商地置业向有关领导和财政部等国家相关部门递交了关于何燕、莫晓宇等人“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举报信和揭发材料。
商地置业推断，华威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来自成都国腾的销售收入。对此何燕并不在乎，毕竟华威最初的大股东就是成都国腾，用成都国腾的销售收入注册华威公司似乎无可厚非。
华威起先是作为成都国腾的控股子公司存在的，其业务也承袭了国腾的IC卡电话机生产和销售，并以销售为主。业界普遍猜测，商地置业则更断定，何燕成立华威公司的意图在于成立一家私营公司，拿走成都国腾IC卡电话机销售环节的大块市场和利润。此说法遭到同时控制成都国腾和华威两家公司管理层的何燕、莫晓宇等人的一口否定。
莫说，华威付费让成都国腾组装电话。他承认和可以理解这种安排会被看做利益的冲突：两家公司有相同的决策层，销售公司华威向制造公司成都国腾支付的价格越低，私营的华威的利润就越高，而国有的制造企业成都国腾利润越低。
但据《华盛顿邮报》说，莫晓宇称华威向成都国腾支付了额外的价款，因为“希望照顾他们”。莫和何燕称，没有销售公司在新产品开发方面的成功，原来的国有制造企业早就破产了。何燕说，销售公司为制造公司支付了600多万美元的银行借款。
莫晓宇还向《商务周刊》强调，商地置业老拿两家公司的利益冲突说事没有意义，因为，第一，成都国腾早年赖以生存的技术在中国早已日益衰落，华威等国腾系的其他民营公司很快就抛弃了这一技术，转而研究开发出新技术、开拓新的市场，业务早已经与成都国腾毫不相干；第二，早年的IC卡技术发展到今天总计经过34次的升级换代，在过去的技术基础上发生了重大飞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四川国腾与华威即使今天还有IC卡技术和产品，那么也不是基于当年成都国腾在技术和产品上的成功；第三，莫晓宇强调，国腾系的起飞完全基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国腾系的创业者和经营者创造了今天的成功，他们应该享受成功，得到他们应得的酬劳。”莫说。
商地置业还抱怨说，成都市当地一些政府部门自始至终站在了何、莫等人一边，无意中加快了国有资产流失的步伐。但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何燕同样断然否认了这一指责。
“我只是一个普通市民，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她说自己并不是那种依靠腐败和窃取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成功的关键是这家高科技公司本身。“我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也不认识任何人。仅仅在我们成功以后政府才开始支持我们。”何燕说，“政府支持我们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每年要交大量税收。”
摇身一变为外资
尽管未能完成海外上市，但华威又由民营企业变身为外资企业将华威彻底民营化后，何燕等人并未就此罢手。三个月后的2000年6月6日，四川华威完成了最后一次变脸——何燕等12个股东将华威公司的全部股份，转让给何燕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离岸注册的Shining Star Technology Limited（耀星科技），转让方和受让方代表人都是何燕，华威由民营企业一下就变身为外资企业。成都高新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委员会2000年7月1日批复了这一股权转让。总经理为何琼。
这个耀星科技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何燕，毫无疑问，没有相关部门的批准，何燕等人无法在BVI注册公司，也不可能将资金划到耀星科技的账户。
莫晓宇称华威短时间内多次股权变更的原因还有一个。“华威确实想在海外上市，走裕兴电脑（8005.hk）海外上市的路子，所以在BVI成了一个外资子公司Shinning Star。”莫晓宇承认，“但中国证监会已经发现这种路子的实质：将国有优质资产民营化，再转移到海外上市，华威跟随裕兴电脑的路子肯定是走不通的。”
即使如此，莫晓宇仍坚称：“到目前为止，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数次调查华威公司，并没有发现华威公司向海外转移资产的证据，华威的账目干净清晰，所有工商变更也都是合法的。”
2001年，华威再次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省统计局、省工业经济评价考核办公室评为“2001年四川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工业企业最大规模30强”。而且，从2000年到2002年，一批国家和各部委领导到华威公司参观指导，对公司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多次给予充分的肯定。
何燕MBO国腾系
何燕不只是MBO了华威公司，通过控制四川国腾，何燕也成为了成都国腾的实际控制人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在股权关系上，华威就是国腾系重要的一环：从成都国腾的控股子公司，经过一系列股权转让，变成何燕控制私人的公司；除了主营业务外，华威还是四川国腾、成都国腾集团的主要股东之一。
1998年12月2日，华威以其对成都国腾的债权受让了对成都国腾12.5%的股权，当然这并没有得到工商登记的确认。1999年7月6日，又受让贝特10%的股权，华威占成都国腾的股份达到22.5%。
22天后，华威以其在成都国腾中的股权作为出资成为四川国腾的股东，华威在四川国腾中占22%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四川国腾成立于1999年11月23日，最初是华威出资500万元代员工30人注册的，最初程庆占51%的股份。华威公司在“代出资证明”中称：“我公司应付程庆等人如下款项，经程庆等人要求”，划入四川国腾的账号，四川光华审计事务所在代出资证明上盖了验资专用章。
且不说“应付”事项是否属实，因为毕竟当时华威已经是何燕控股的外资企业。但此时股东名单里出现了程庆这个陌生的名字，程庆并不是原华威12名股东之一，但是却占51%的股份，出资额高达255万元。更令人惊奇的是，12月14日的增资中，程庆增资2035万元现金，并担任四川国腾的董事长。
此前《21世纪经济报道》曾报道说，“据国腾内部员工称，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公司里有或者出现过一个叫程庆的人”。但记者向国腾集团总裁助理陈天辉求证，他明确指出，程庆确有其人，并非“影子股东”，而是“职工持股的代表”，本人股份并不多。
在增资之后，程庆直接持股28.75%，成为第一大股东，华威持股22%，是第二大股东。不过，多方均认定的一点是，程庆所持相当部分股份实际是何燕持有，她仍是四川国腾的实际控制者。
在这次增资中，华威公司、莫晓宇8个个人股东以及与他们“合作愉快”的中储公司、规划院再次同进同退，将其在成都国腾中价值4800万元的股份作为对四川国腾的出资，四川国腾由此取得了成都国腾49.85%的股份。而同年7月，中储公司已将成都国腾5%的股权转为何燕持有，这样，何燕至少拥有成都国腾54.85%的投票权。
在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转让收购后，何燕不只是MBO了华威公司，通过控制四川国腾，何燕也成为了成都国腾的实际控制人。至此，何燕已经对国腾系的核心企业全面实行了MBO。
谁流失了国有资产？
何、莫等人努力证明自己并未侵占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在国腾不是流失，而是高额增值绕开自己将国有企业成都国腾的业务转移到另一家公司，再民营化、外资化，这让已成空壳的成都国腾的股东商地置业和宋克荒非常愤怒。一方面，他向有关领导和财政部等国家相关部门递交关于何燕、莫晓宇等人“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举报信；另一方面，他长期拒绝参加成都国腾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对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不签字。
何燕曾多次向成都国腾董事会要求辞去董事和总经理职务，但宋克荒认为，这是何燕想摆脱为她带来数亿财富的国有企业总经理的位置，为自己“洗身”的方法，因此，商地置业反对此一提议，使何燕至今只能以何然、何燕两个名字出现于不同场合。
但莫晓宇称，“何然”只是整个国腾系管理团队的代名词，所有需要证件的地方全部都还是以何燕出现。
何燕、莫晓宇等人亦对宋克荒非常不满。2000年12月26日的成都国腾第12次股东会会议纪要，就是一篇典型的声讨商地置业的檄文。
纪要称，成都国腾1997到1999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但在股权运作方面的不规范，造成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决议无法执行，公司陷入无人领导局面，加上人才流失、销售锐减，2000年出现大幅亏损。
会议决定：按照1997年工商登记时各股东与商业置地签订的出让24%股权协议，商地置业应支付759.84万元，但各股东至今未收到任何款项。如商地置业愿意合作，可对1997年汇入的150万元视同购买部分股权的转让金，折合股份比例4.738%，同时三家股东可赠送2.762%股份，追认其共享有7.5%的股权。
纪要更称，1997年成都国腾3166万元注册资金完全是三家股东投资的资本增值和职工的技术入股，如商地置业继续要求7.5%以上股权，则另三家股东将依法追究资金未到位的责任。因为二者不可能是转让关系，商业置地1997年9月24日与成都国腾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各股东不予承认其股东地位。
同时，对于商地置业要求查阅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的要求，会议决定，“在股东身份未确认之前，为保护其他股东合法权益，不予同意”。由于公司已经出现亏损，纪要称，“若不能明确股权，则要求按投资比率对公司进行清算”。
有意思的是，此时已经摇身一变为四川国腾股东的中储公司、规划院和华威公司都在这个纪要上签字盖章，而作为控股股东的四川国腾没有出现在这个股东会议上。看来未能正式工商变更登记，已经让成都国腾变成了一个四不像的怪物。
商地置业当然不可能同意此次纪要上提出的种种条件。在这场纷争中，对国有资产是否流失的争论是最激烈的，其中关于商地置业是占7.5%还是24%的股权争论最后也上升到了这个高度。成都国腾转出20%作为个人股，也是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问题，但是，这部分股权一直没做股权变更登记，只是在分红上遵照执行。莫晓宇表示，成都国腾多年来用利润填补无形资产的缺口，实际分红并不多。
何、莫等人努力证明自己并未侵占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在国腾不是流失，而是高额增值。他们以中储公司和商地置业投资国腾系取得的极大成功为例：中储公司近期背负2亿元的巨额负债申请破产，中储公司的所有资产，包括在成都国腾（四川国腾）的资产都被银行冻结。当年中储公司在成都国腾投入的387万现金，后来均以利润分红等形式得到回报，据说“报酬已经远远超出当年的投入”，而现在中储公司还能从国腾系拿走不少于3500万的资产用于银行抵债。综上所述，中储公司总计在国腾系的利益达到4000多万元。
国腾集团高管更认为，如果按照7.5%的股权，商地置业在成都国腾的股权价值也达到了近500万，国有资产增值3倍多。
然而，成都国腾长期处于瘫痪状态，何燕等高层员工多次提交辞呈，股权纠纷和员工不能实现的权益让公司内部分崩离析，成都国腾3年多来没有经营、没有技术、没有产品、没有市场。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莫晓宇称，成都国腾竟然没有任何负债，净资产还有6000多万元，而且其中多半是现金和固定资产。但是商地置业认为成都国腾被掏得只剩下一具空壳，究竟有多少资产目前并不清楚，“净资产还有6000多万元”是很值得怀疑的一个说法。
国腾系版图扩张
国腾系一个集团11家下属企业，版图雏形初具莫晓宇认为，国腾人心中都有一个发财致富的梦想，因为这样的梦想他们奋斗。“宋克荒在成都国腾放弃了很多这样的商业机会，但是国腾人不愿意放弃任何机会。”莫说。
莫晓宇举了一个例子，1999年成都国腾部分股东有意投资4000多万筹建一个房地产项目，在高新区高朋大道建造一栋高楼——国腾大厦。但是该提议遭到商地置业的反对。于是，该项目便转由华威公司承担建设。最后国腾大厦投资3800万盖成，3年过去，此楼目前估价超过6000万元。
何燕完成国腾系的MBO后，之后的操作就很少涉及国有资产的问题了。经营者放弃成都国腾，全力拓展并壮大国腾系在其他业务方面的发展。
1999年四川道亨计算机软件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该公司2000年和2001年连续两年销售过亿元，连续两年被评为“优秀高新技术企业”和“纳税大户”，获得四川省首批软件企业认证。公司资信等级为“AAA”。
同年，四川国腾控股组建了成都国星通信有限公司，由国腾、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研究所、第十三研究所和电子科技大学联合发起成立，专业从事卫星导航定位终端产品研发和“北斗”应用系统的建设。其中国腾占股份50%，何燕任公司董事长。自2001年开始，国星每年都为国腾系带来丰厚的销售收入。 2000年，四川国腾、成都国腾等6家关联企业共同组建了国腾集团。四川国腾、成都国腾、华威公司、华威电子、四川道亨和成都国星分别持有国腾集团50%、18.75%、12.5%、12.5%、3.5%和2.5%的股权。显然，作为主要股东单位的实际控制人，何燕也是国腾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这一年，何燕指挥国腾系终于获得了一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当年11月和12月，国腾集团和四川道亨分别向成都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支付了购买旭光股份股权的定金和转让款。旭光股份的主要业务是中空开关管和发射管，每年有2亿多销售收入。当时旭光股份按照净资产计算每股2.1元，国腾系以每股2.22元的价格收购。国腾集团和四川道亨分别获得了旭光股份上市后股份的20.47%和1.87%，分列公司第二和第五大股东，合计持股22.34%，高于第一大股东成都市国有资产管理局21.6%的股权比率，华威公司总经理何琼出任旭光股份的董事长。
这之后，国腾系在高科技领域越走越欢。2002年9月，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成都产业化基地成立，注册资金2000万，其中国腾集团投入现金1500多万。国腾集团长期为电子科大提供每年不少于50万元的科研经费——电子科大的不少教员、教授和院士等每年都能从国腾集团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用于发展各自独特的研究项目。国腾因此获得与电子科大、四川省科技厅下属的投资公司等合作投资微电子工程的机遇。2003年6月，成都国腾微电子有限公司成立，国腾集团和道亨软件分别占股50%和10%。
微电子公司成为进驻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成都基地的首批企业之一，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有5个具体项目处于运作当中，2003年仍旧处于亏损状态，但是，毫无疑问，“微电子工程将成为国腾的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国腾微电子公司总经理谢俊认为。
组建国腾集团，收购旭光股份，注册成立国星、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成都产业化基地、微电子等多家子公司，横跨IT和教育两大产业，并投资建设了占地面积1300亩的国腾科技园。自此，国腾系一个集团11家下属企业，版图雏形初具。集团已跻身全国103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之列，并成为国家909集成电路设计中心之一，被四川省列入最近5年内重点培育的7户销售收入超50亿元的企业之一。
女首富的身价
从国腾集团的股权结构看，国腾的管理层和员工最终持有国腾集团约77%的股份，持股价值达到20亿到30亿元 成都国腾的飞速发展和国腾系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不仅使除商地置业以外的其他股东权益获得增值，更给何燕及其合作伙伴带来了巨额个人资产。
国腾集团的宣传材料显示，整个国腾系总资产规模达到14.8亿元，负债率30%多，其中2001年国腾集团实现销售收入近10亿元，利税2.2亿元，当年被国家信息产业部评为中国电子信息100强企业。
《商务周刊》无从得知公司更详细的财务报告，按照莫晓宇透露的一些数字和股比，华威的净资产约有1.2亿元，则何燕持有的权益价值6000余万元；四川道亨的净资产约4000万元，何燕有51%的股份，其权益价值也有2000万元；四川国腾注册资金约8000万元，假定程庆即为代何燕持有股份，则何燕的股份至少价值2300万元。另外，何燕在成都国腾亦拥有5%股份，价值约300万元。这样看来，何燕在国腾系的账面资产至少也有1亿元左右。
另据莫晓宇介绍，最近中科院发给国腾集团的一份文件说，中科院对其资产评估后认为，目前国腾的无形资产达到26亿到36亿元人民币。外界普遍认为，国腾系估价超过40亿元。因而，即便不算以程庆名义拥有的股权，何燕对国腾集团的收益权也至少达到约15%到20%，价值不低于6亿元。如果计算以程庆名义持有的股权，则何燕的个人资产达到8亿元左右。
另外，从国腾集团的股权结构看，国腾的管理层和员工最终持有国腾集团约77%的股份，持股价值达到20至30亿元。
莫晓宇曾估计自己在国腾系的资产不会超过1000万，薪水也不高：2001年以前他在国腾系年收入不超过15万，2002年下半年调整到每年25万。但是莫显然低估了自己的身价，他仅在四川国腾就占股6%左右，在四川道亨占股3%左右，在华威原有9%股份，至于在后来的耀星科技中的股份则不详。
何燕在集团内部有一句名言：“我只为大家搭建一个平台，戏要怎么唱还得看你们自己。”国腾现有员工730人，其中85%是大学以上学历，管理人员占7%，生产人员占10%，科研人员占40%，市场开发人员占43%，形成典型的重科研与市场的“哑铃”结构。其中共计200多名员工在除成都国腾以外的国腾系其他公司持有股份。他们工作热情高涨、激情万丈。
在国腾集团宣传材料里，除了官员们的身影外，还有经济学家吴敬琏到国腾考察、与国腾管理团队的合影照片。莫晓宇特意提到吴敬琏对国腾的机制非常赞赏，“他认为这样的机制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