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为什么申请复关
――访中国复关／入世谈判首任代表团团长沈觉人
问：作为第一任代表团团长，您认为当时中国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主要的考虑是出于哪几个方面呢？
沈觉人：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提出申请是在1986年的7月份，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准备远远早于这个时间。
当时有3个方面的考虑：第一，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80年又先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合法的席位。这种情况下，世界3个主要的经济组织，只有《关贸总协定》我们还没有恢复；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国民经济，也必然要求更加紧密同国际经济的联系和合作，也就是后来我们讲的同国际经济接轨；第三，更重要的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优良传统。
问：当时的背景之下，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对《关贸总协定》的一些新认识，在这个决策中起到一定的影响？
沈觉人：我们当时经过了仔细的调查研究，从两方面对《关贸总协定》有了一些比较新的认识。第一个就是《关贸总协定》是规范当时的世界贸易的一个组织；第二个，《关贸总协定》的成员方在当时的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85％，同时中国跟《关贸总协定》成员方的贸易量占中国整个进出口贸易量的85％，这两个85％说明《关贸总协定》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中国不管参加也好，不参加也好，它的各种规则对我们都有直接、间接的约束力，所以，我们认为，恢复我们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对我们是有利的。
问：早期谈判中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沈觉人：我记得，在日内瓦，我们就中国的贸易制度去答复人家的问题的时候，主要的困难就是中国还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而《关贸总协定》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国际的多边贸易组织。当时，各国的代表提出来的，很多是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的差别所带来的问题，比如，你们计划怎么制订，你们的价格怎么定。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价格大部分是国家定的，关税也比较高，所以，答复的时候也比较难。谈判有一定的难度。
早期谈判最有感触的是，我们改革的不断深入与谈判的相辅相成。我记得从1987年开始，连续3年去日内瓦开会，每次都有新东西带给人家。而且，我们回来也认真学习国内新事物，然后再去给人家介绍，每次都有新发展。应该说，改革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989年后如何打破坚冰
――访第二任复关／入世谈判首席代表佟志广
在长达15年的复关／入世谈判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初是最为艰难的一段。记者日前采访了这一时期的首席谈判代表、现任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佟志广。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杨得志报道，1991年，时任香港华润集团总经理的佟志广临危受命，担任外经贸部副部长、第二任中国复关谈判首席代表，将已被搁置的谈判重新开始。
回忆谈判历程，佟志广最难忘的是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也许是巧合，美国代表团成员的姓连起来，刚好可以串成一句话———‘莫斯科郊外遇到一头狼’。我们遇到的正是这么一个强硬的对手。”
美国代表团团长是卡伦·希尔斯大使。她是当时世界政坛上与撒切尔夫人齐名的著名铁娘子，律师出身。谈判初期，她的态度相当强硬，佟志广则想尽办法与她周旋。
“谈判本身就是有取有舍。我们的原则是在中央批准的范围内，尽量做到‘少给多取’。”佟志广发挥自己搞经济工作出身的优势，把谈判的宏观原则问题一一具体细化，用繁杂的经济问题来应对。这样，就掌握了不少主动，在许多问题上，在比中央批准的范围内还要小得多的情况下达成了协议。以市场准入为例，在与美国签署的最终协议中，我们付出的代价不及中央授权的1／3，谈判效果极佳。
和美国谈判中的重要一条就是让它承担国际义务，支持中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1992年10月10日是中美谅解备忘录签订的最后期限。这一天，从早上8时30分开始，中美两国代表团就一直在进行最后的磋商，佟志广要求一定要把“美国承担国际义务，支持中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这一条写入谅解备忘录，否则他“很难签字”。这样，双方一直僵持着，饿了吃个汉堡，渴了喝杯可乐。佟志广的高血糖本来不能喝可乐，但这时已经顾忌不了许多，整整一天，喝了几十杯可乐。
一直到晚上11时30分，佟志广依然态度坚决———“其实我心里有底，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布什和克林顿第二天中午在电视上辩论，特别需要我们这张谈判成功的牌。而且我也准备好了，只要不过夜里12时，就是当天。”
面对镇定自若的佟志广和分分秒秒临近的最后期限，铁娘子希尔斯大使妥协了。当时针指向零时时，希尔斯终于将佟志广的话原封不动地写入了《中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双方握手的一刻，在场的全体中国人热泪盈眶。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可以随时以此来要求美国扫除入世之路上的人为障碍并支持中国尽早复关／入世。
据悉，此后不久，回过神来的希尔斯大呼“上了Mr．佟的当”。她对自己居然在备忘录中写下“坚定地支持……”这样的“共产党语言”深感“不可思议”。
回顾自己参与谈判的整个历程，佟志广最为欣慰的就是“先大陆后台湾”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施。
在整个中国复关／入世进程中，台湾也很积极。因为从经济和政治利益考虑，它也想在国际范围之内通过多边的组织改善一下自己的国际贸易环境。为此，台湾当局曾经多次公开指出：“只要能够加入，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这种状况下，如果台湾先加入世贸组织，就客观上造成了“一中一台”，将对我们产生极为不利的政治影响。
按照当时《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中国作为代表主权的中央政府可以推荐我们领土之内的，比如像香港、像澳门以单独关税区的身份参加《关贸总协定》。
代表团成员仔细研究各项规则，紧紧抓住“经中央政府批准推荐”这一先决条件，提出了“先大陆后台湾”的战略，即“中国先行加入世贸组织。台湾作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加入《关贸总协定》，必须经过我中央政府批准推荐。”这样，就坚持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是，“经中央政府批准推荐”这一条虽有规则却从无先例，又给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挑战。佟志广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和全体团员一起，对《关贸总协定》的议事规则进行了深入和反复的研究。最后，他们发现有一个地方可以充分利用———就是理事会议事规则是协商一致，或者理事会主席发表声明，大家没有异议也算理事会的意见。
这是1992年的二三月，印度驻欧洲总部大使朱奇是当时理事会的主席。中方通过大量的工作，得到了朱奇的支持。随即，朱奇发表声明，以这种方式正式确定了“先大陆后台湾”的原则。
“先大陆后台湾”这个原则的重大意义在随后的日子里越来越显示出来。“经中央政府批准推荐”这个要求仅仅是《关贸总协定》的要求，而WTO并没有这个要求。如果我们没有在1995年前提出这个原则，会对中国入世甚至两岸关系、祖国统一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当然，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我们希望并相信台湾也会尽早加入其中。这样，在WTO的大家庭中，就会有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在内的4个全部是中国人的成员，这是一件大好事。”佟志广如是说。
1993年、1999年世贸谈判的两个转折点
――访入世谈判现任首席代表龙永图
问：为什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程如此漫长，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龙永图：我国从1986年申请，1987年开始真正的谈判，1986年到1987年是整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准备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87年到1993年，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现在。所以，中国谈判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一个就是1993年10月，一个就是1999年11月。
问：为什么1993年10月是第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呢？
龙永图：世贸组织1987年开始对中国经济贸易的体制进行审议。一般来说，其他国家这个阶段是很简单的，花不了很长的时间。
中国为什么花了6年的时间呢？这是因为当时我们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当时谈判最大的困难，就是要证明我们确实是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我们的经济体制是有能力执行那一套多边规则的。但是当时我们又不能承认是搞市场经济的。当时我们叫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国际上不知道什么叫做商品经济体制，要么是计划经济，要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客观范畴的东西，反映了整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计划只不过是一种调节手段，是主观范畴的东西，这确实是当时很大的一个理论上的分歧。
当时，他们追问最厉害的就是你们的企业是怎么运作的？因为企业是整个经济的细胞。当时我们讲，我们的企业，厂长是核心，书记是中心，两心换一心。外国人就问，你这个两心怎么变成一心？他们认为你这个书记是上面派的，可能代表你们所讲的计划调节，那么这个厂长是想赚钱的，可能是代表你们所讲的市场调节。厂长和书记在工厂的运作当中，在整个工厂的重大的生产决策中，谁起最高的作用，是怎么起作用的，当时我们确实讲不清楚。我们请了很多专家、学者到日内瓦，试图讲清楚我们的经济体制，但是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最后人家说你不要讲了，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当时谁敢讲这个话呀！
我们当时绕来绕去，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9月，十四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92年10月份，我还记得在日内瓦的第12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我们代表团的团长非常自豪地对全场的代表讲，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不过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这在当时的日内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中国第一次痛痛快快地承认是搞市场经济的。
为了“市场经济”这4个字，我们谈判了6年。所以我们今天想起这件事情，确实很缅怀小平同志当时的那种魄力。
问：1999年11月为何是第二个转折点呢？
龙永图：在1993年初以后，谈判进入到第二阶段，就是开放市场的谈判，这个谈判又搞了6年。这个谈判也是非常艰难、非常复杂的。谈判的焦点是，一方面我们中国是愿意开放市场的，因为我们是执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又必须根据中国的国情，根据中国的国力，根据中国自己的发展阶段，来决定我们开放的速度，而且我们的开放必须要有条件。我们不可能无条件地接受开放市场。所以，这6年谈判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开放市场的范围、速度和条件进行的，这也是我们多年来和美国、欧盟谈判的焦点。
开放市场包括各行各业。汽车工业开放是什么条件，采取什么样的速度？钢铁工业开放采取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速度？银行开放是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条件？商业零售要什么样的条件和什么样的速度？谈判的复杂性就更大了。谈判涉及到国务院系统几十个部门，国内协调也提到日程上来。谈判进入到一个更艰苦的阶段。
在整个谈判中，美国的谈判最为艰难。可以说在开放市场的问题上，美国是代表世界贸易组织的100多个成员跟我们进行谈判。美国一贯认为，只要跟他谈成了，其他成员都会接受。美国也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作用，比如我们和美国达成协议，欧盟马上跟我们说，我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你不能按美国的菜单原封不动地让我们吃美国的剩饭。不过，由于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块头最大，所以1999年11月15日中美达成协议，仍然标志着中国入世谈判第二阶段的基本结束。
进入第三阶段，就是完成审批的程序。这个阶段比较简单一点，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的话，不久我们就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994年复关为啥没能如愿
――访第三任复关／入世谈判首席代表谷永江
问：在您担任首席谈判代表期间，当时谈判的主要焦点和难点在哪里呢？
谷永江：我担任谈判代表团团长时，我们进行了多次工作组会议。谈判在这个时期是非常艰巨的，因为缔约方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提出了很多非常苛刻的要求。当时，我们希望能够在1994年年底，在WTO成立之前，能够和主要缔约方达成协议，然后我们顺利地作为《关贸总协定》的成员进入世贸组织。各个部门特别是各个工业、商业、农业部门都做了很多的努力，和缔约方谈得也非常艰苦。
但是，当时美国并没有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这样一个政治意愿。这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谈成的一个关键。对此我们事先也有思想准备，但是还是想争取一下。谈判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让我们非常不高兴，甚至有时候很气愤的现象，就是当我们在某一个方面达到了他的要求时，马上又提出另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我们如果达到要求，马上又提出另一个方面，就是不断给你提出一些难题。提出这些难题，在他们看来，我们也不会答应的。
问：这种情况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什么关系呢？
谷永江：我看与政治环境是有关系的。当时，中国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有些国家并不希望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因此阻挠中国复关。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家都承认，如果没有中国这样一个有10多亿人口而且经济迅速发展的这么一个大国作为成员，世贸组织根本就不像一个世界性组织。但是各国考虑的角度也不一样。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申请复关、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个机会，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的筹码，提出更多开放我们市场的条件。阻挠中国复关的关键问题，还是当时美国出于政治考虑，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复关可能对他们造成的不利影响比有利影响要大一些。这是他们的政治意愿，这是我的看法。当时我们无论做多大的让步，他们都不会同意跟我们来谈议定书，来谈具体条件。
问：当时，国内是什么情况呢？
谷永江：在国内也有很多不同意见。当时我们是从计划经济———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制中刚走出来，实际上我们整个的经济体系，离市场经济体系还差很大的一段。我们很多传统的部门，如传统的工业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还难以接受《关贸总协定》的规定。在进一步开放市场问题上，在我们一些部门中，还有很多的顾虑。当时复关谈判是中央做的一个很重大的决策，这个眼光是非常远大的。我们要改革开放，要建立市场经济，必须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必须把我们的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之中，这是一个战略决策。但是在具体执行当中，我们各个部门甚至老百姓都不是理解得很深刻。有相当一部分人甚至相当一部分很有影响的部门领导同志，都没有或者是不能深刻地理解中央这一战略决策。因此，在国内，在复关及加入WTO的过程中，也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我分析当时没能如愿复关，就是因为国内和国际环境是这么一个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