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孟母堂”事件尚未了结，又传出将有９０名４～７岁的儿童，在郑州文庙全日制修习国学课，主办者骄傲地宣称，此举在全国率先激活或者恢复了文庙两千多年来“前庙后学”的国学教育功能。为什么要让儿童学习国学，接受读经教育呢？上海孟母堂的负责人称：传统的读经教育经过几千年的考验，能够教育孩子具备完美礼仪与性格，做人从读经开始。郑州方面负责人的调调差不多：其目的是培养有纯善美德，具备正心、正德、正见、正行，融贯东西的现代化人才。

　　这些论点成立的前提是几千年中国的传统读经教育在培养人的美好品德与性情方面相对于其他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具有优越性。然而，很遗憾的是，这并没有被历史所证明。对古今中外的历史稍稍深入了解一下，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古代的读经教育在培养了大量的仁人志士，谦谦君子的同时，也培养了大量奸佞小人，暴戾恶徒。古今中外的各种教育差不多都是这样的结果，儒家教育在效果方面并没有显著的优势，尽管儒家教育的重心在于道德教化。外国和２０世纪以来的中国没有推行儒家教育，虽然没能够培养出几个圣人，但老百姓也并没有全都堕落成禽兽，就平均道德水准来看，与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多大差别。我不否认儒家经典具有陶冶情操，熔铸道德的功能，但是这样的功能其他教育同样也可以达到，故而以此来否定和逃避学校教育，理由是不充分的。

　　相反，在教育中过于强调道德教化，在历史上却产生过严重的后果。宋、明两代的读书人，最讲究正德、正心，但无一技之长，无能到了极点，平日不会做事，外族入侵，国家有难，一点忙都帮不上。顾炎武看到明亡的教训，才强调世人学习要“经世之用”。同样，儒家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张之洞，也痛切地认识只有学习近代意义的知识技能而不是读经才能挽救中国，于是主持停止科举，推广新式教育。张之洞此举为后来的历史证明是远见卓识，三十年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近代教育培养出来的各式人才组织起来才抵御了高度近代化了的日本的侵略，如果只靠道德家，中国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即使单从道德教育的功能来讲，时势异也，在今天培养符合现时代需要的道德品质方面，儒家的思想资源在很多方面也是无能为力的。读经不可能培养出孩子的法治意识，权力意识，公民意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孟母堂”的创办人为自己辩护时大谈保护“少数人的自由”、“少数派的权利”，试问，此公若只是接受读经教育，能有这样的意识吗？

　　家长对传统文化感兴趣，让孩子读些儒家经典倒也无妨。怕就怕大动干戈，无限夸大读经的好处，放大学校教育的坏处，以私塾化的读经教育代替学校教育，从而剥夺了孩子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此举违不违法姑且不论，单说孩子的精力有限，顾此难免失彼，万一将来把孩子培养成知书达礼却又百无一用的书生，私不能养家糊口，公不能报效国家，只怕悔之晚矣。（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