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阅2004年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发生的种种事件，让人感到不能平静，在所有的关联事件中，是与非、传统与革新、压力与承受力、事与理等等争相跳跃而出，就象从中间剖开的钱币，正、反两面同时呈现在你的面前。
2004年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各类矛盾比较集中的一年。它表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已经成为醒目的举措，处于前沿阵地，教育行政部门、各级各类学校、家长与其他社会成员、学生都对此无比的关切。似乎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角色上充分表现，共同创造了2004年中国基础教育领域的活跃与撞击。
本文选取了其中的十五个方面进行总结和评述，以期引来大家共同梳理所有事件的发生、发展机理，发现问题的核心所在。
一、财政困难，政府部门介入的或“买”或“卖”
单从教育投入总量，我们还看不出中国的教育有多贫困。但如果单独看农村教育，就会是另一种情景。
2004年年初，湖北监利，曾经发生过向总理上书“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地方。以2003年《关于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的基础上，监利县在政府信息网的“投资指南”网页上，挂出了700多所要出租或出售的中小学校。一时之间，引起轩然大波。是农村教育的“小岗村”，还是税费改革后地方财政的“甩包袱”？
有关调查表示，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民卸下的费用负担政府没有挑起来，原来的“人民教育农民办”变成了“人民教育无人办”。在监利县，几乎没有不欠债的学校。过去“普九”的债偿不了，学校运转的费用又没有着落，乱收费反而成了无奈之举。正如监利县教育局官员所说，“农村教育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困难”。于是，监利县实施了“投入主体多元化”下的挂牌出卖行动。
在江河平原如此，在华北地区也不例外。2004年8月，河北涿鹿。县教育局四位副局长、某公办学校校长等人入股民办北辰学校，同时该学校还可以从公办学校招聘教师，被聘教师保留公职。“红顶学校”的出现立刻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涿鹿做法的批评主要包括：行政介入市场、违反教育促进法、损害公共教育资源等。
涿鹿教育局局长常瑞天在“21世纪教育沙龙”上道出了其中的苦衷：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财政状况非常困难，教师工资收入很低，还只发84.6%。在这种情况下，该县优秀高中教师就去年就流失了10%；新增教师整体素质差，不合格的教师大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鼓励社会投资办民办学校，以较好的待遇留住教师。但怎么吸引社会投资呢？于是，政府官员和重点学校校长一起入股，便成为一个无奈而可行的策略。与湖北监利的“卖”相比，他们使出了“买”招。
一“买”一“卖”，触动了中国农村教育的深层之痛，呼唤政府在关注“三农”问题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农村教育！这不仅仅是如何解决财政困难、经费短缺的问题，更是投资体制、办学体制和教育内部管理体制的变革问题。
2004年9月8日，温家宝总理在第2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表示：保证孩子上学，是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只有人人接受教育才能体现社会公平。所以，政府要拨出专款，千方百计改善中小学特别是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
2004年9月23日，教育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联合印发了《2004—2010年西部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无疑给农村教育带来新的希望。
二、课程改革：推进过程似“畅”还“阻”
2004年秋天，在多年多点试验的基础上，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铺开。全国2576个县（市、区）实施义务教育新课程，约占全国总县数的90%；而普通高中新课程在广东、山东、海南、宁夏四省开始实验，并准备于2007年全面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
随后，全国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各个教育科研单位、各类型学校都在围绕新课程改革工作，课程言谈、师资培训、检查评估制度落实等活动层出不穷，对新课程改革的研讨文章一时洛阳纸贵。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要突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改革传统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师生角色和教学方式。它将产生的直观结果是，补课少了、书包轻了、学生的想象空间大了，创造性活动的时间多了。
然而，事情并不象想象的那么顺畅，来自现实的阻力因素迅速浮出水面。首先是发生在南京的“补课禁令”事件。2004年高考完毕，一向实施素质教育、符合课改精神的南京却出现了本科上线率居全省末位。一片执意和责问声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请取消‘补课禁令’” ！在新课程改革启动和推进的同时，这种声音引起的社会争论持续了几个月，显得异常的刺耳。
还不止于此。针对学校利用假期给学生补课的做法，也有人呼吁，应该“松一松”此前提倡的“禁补令”。其理由除了因为“禁补令”在现实中成为一纸空文外，还因为这是一个舍本逐末的办法。学生的负担来源于现行考试制度，假期补课是考试制度的现实应对方法之一。不改革考试制度，素质教育的方针不可能实行。——这正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的现实困难和阻力。
因此，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之际，学生的书包依然没有轻下来。《南国都市报》记者调查的结果是，在某个城市，小学生的书包竟然有8斤之多（新华网2004年10月10日）！其中有教辅书、有练习册；有教师推荐买的，有母亲从书店买的。孩子书包的重力，掂量出了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承受着考试制度的巨大压力，也见证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阻力！
此时，教材的错误问题也不甘寂寞，成为改革阻力的另一来源。由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的新版高中政治教材《思想政治1：经济生活》，被深圳大学附中胡兴松老师检查出十个方面的错误和硬伤。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步伐，被自己的新鞋子绊了一跤。
三、道德失范：挽救手段亦“法”亦“儒”
青少年，或者说中小学生的道德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特别突出的问题。无同情心、无公德心、攀比，甚至残忍的刑事犯罪，已经让整个社会陷入深深的不安之中。舆论可以批评成人世界对儿童的恶劣影响，可以严责教育体系中“做人教育”的缺失，但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呢？
200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并有《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读本》跟进。各省、市也纷纷出台实施细则。另外，教育部也重新修订出台了《中小学生守则》十条，目的在于通过法律和制度化的手段，改进未成年人道德状况。我们且称之为“法”家手段。
在中小学生道德失范的困境中，儒家手段以诵读国学经典著作的方式走到了前台。蒋庆编撰的一套12册的“中国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于2004年报出版。该丛书直接以“基础教育诵本”命名，意在提供解决青少年道德危机的药方。这表明了编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以及对当前中国中小学生道德教育的深刻反思和使命感。
与此相呼应，香港孔教学院也编撰了“小学儒学德育课程”于2004年出版并投入了香港各小学使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突出了孝悌、诚信、遵守社会规则、维护社会正义的思想，并期望人们注重内省及行为修炼，“德”正是其中之一。用儒家精髓，教育青少年，无疑是上好的策略。所以有评论认为，儒家文化正在加入对中国基础教育改造的行列，此言非虚。儒、法互助，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挽救中小学生道德失范的最好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