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正逢“3·15”。传媒除了例行的维权报道，多是追踪着“打假英雄”王海的“黑吃黑”事件。这个话题，也验证着“3·15”的意义。
遭遇道德追问
3月7日，曾是王海追随者的人士在石家庄市召开记者见面会，“举‘王海’旗帜反王海其人”，对王海不久前提出的“打假应走向产业化”的观点和“打假护假”行为提出质疑。
这是自去年底以来发生的第三次影响较大的“倒王”事件，前两次是：津成公司与王海之间的所谓“黑吃黑”事件，祝强公司与金海耳公司状告王海违约。
如果算上王海近两年来在北京、上海、南京、唐山等地多起“告假索赔”案的败诉，王海算是遭遇了出道5年来的低谷。
媒体上，更多关于王海的道德追问———“谁给了王海打假的权力？”（《三联生活周刊》）、“王海：偶像的坍塌？”（《财经时报》）、“认识王海真面目”（中新社《视点》杂志）……王海作为打假业者的权力与信誉受到怀疑。《视点》的一篇述评文章说，“本来大家就不相信王海，加之王海的作为越来越商业化，就更给人们不信任感。这回‘以假护假’之说一出来，连特崇敬王海的人都骂自己看走了眼。”这致命的道德出轨，使王海原本脆弱的信誉受到重创。
谁去追究造假者的道德
在媒体热炒的“黑吃黑”、“碟中碟”、“套中套”中，给王海设套者“津成”的产品质量问题，几乎被淹没在琐碎的尔虞我诈的细节中。
最早报道“王海假打”事件的《辽沈晚报》，在其一篇长达1．8万多字的通讯《“王海‘假打’事件”告诉我们什么？》中确认：“‘津成’产品确有质量问题”，“也一直没能拿出权威部门结论，来证明由王海送交北京产品质量监督所的其产品的不合格结果为虚。”
那么，有谁来追问造假者的道德呢？
《南风窗》一则报道说：“早在1999年12月，就有媒体披露‘津成’公司有造假行为。西安市工商局对‘津成’生产的电线电缆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所抽查的电线电缆全部不合格。”“但奇怪的是，有关职能部门竟没有对‘津成’公司进行必要的处理。”该报道说：“与王海和‘津成’公司之间热闹的‘拼杀’相比，与本案有关的职能部门显得太平静了”。
某些管理者是否道德
这样评论也许有失公允，毕竟此案尚在审理中。但是，它提醒我们，在频频追问王海的经济道德之外，打假中还有更多问题值得关注，比如一些管理者、执法者存在的道德问题。
众所周知，有许多被媒体曝光的造假活动是集体行为。最近的一次，是3月14日《中华工商时报》报道的国家烟草专卖局于2月在河南的一次大规模的打假行动。采访这次行动的记者发现：“（这里）造假活动通常是以股份制形式搞的，一个村可能家家户户都参与了。”“当我们从造假作坊中走出，赫然发现周围已聚集了上千的村民，他们和公安人员已形成了对峙局面”。
一些当地的行政管理者又如何看待打假？去年底，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了山东某镇集体加工、贩卖掺了滑石粉和化学染料“黄”的豆腐。在记者进村采访时，那里的有线高音喇叭公然要人们赶紧把“黄”收好。因为保护了“黑心豆腐”，就保住了当地的一条“致富路”。
本报有一位记者曾经“微服私访”了河北的一个村，近5000人的大村子加工病死鸡贩卖，加工中还使用了剧毒的亚硝酸盐。你很难相信，当地的政府部门面对这样一个造假村的漠视长达10年之久。
管理者、执法者对造假的保护与漠视是失职，甚至违法，更是道德的失缺。它对消费者的伤害，显然要比以利益驱动打假的王海要深重得多。
群体监督更有意义
今年1月13日，在搜狐“聊天室”，王海与消费者进行网络对话。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在长达90分钟的时间里，面对1855个问题，本来想与网民取得‘沟通’的王海发现，80％以上的问题，是由‘黑吃黑’事件引发的对他本人及其打假行为是否合乎道德准则的质疑。”
在许多消费者眼里，像王海这样“打假护假”、“滥用权力”者，不再担当得了“英雄”的盛名。因为依据传统的道德观念，英雄必须具有完美人格和道德力量，以公众利益为先，只尽义务而不计较个人得失。
据全国各地消协的统计，去年，我国共受理消费者投诉72万余件。“但对中国12亿消费者来说，这个数字并不多。”中国消协秘书长助理武高汉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英国只有6000万人口，他们1997年接到的投诉就超过了70万。”“英国政府鼓励消费者投诉，他们认为，消费者投诉既是民主与法制的体现，也是对政府工作和市场行为的监督。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法制社会，群众的监督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习惯依靠英雄，并且塑造英雄，以一贯的惰性和依赖心理，希望英雄能打出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一旦英雄的正义的光环暗淡，便指责英雄没有尽力。而我们消费者自己呢？懒得投诉、懒得开发票，受虚荣驱使，去街巷里淘买明知是假的“名牌”。在一些大城市，这类假名牌还甚为红火，成为街区的主要税源。这倒应验了一位造假者的话：“我应该合理存在，因为我有市场。”从这点上来说，讨论王海“打假”还是“假打”，都已不太重要。
《华东新闻》 （2000年03月17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