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政府决策部门尚未公布任何明确的改革方案，但“继续拆分中国电信”的说法见于不少媒体。拆分成若干小公司或区域性公司后的中国电信整体实力是会加强还是削弱？据一些业内权威人士分析，通过行政性手段拆分形成的“竞争”，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多少实惠，也无益于增强入世后中国电信的整体竞争实力。

　　拆分后电信服务质量隐忧重重

　　众多的老百姓之所以支持拆分中国电信，是对目前电信服务领域存在的话费争议等不少服务质量问题的一种情感宣泄。然而，业内人士分析，拆分了中国电信，情况也许更糟。

　　一方面，原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其他运营商只需和中国电信一家签订互联互通协议即可实现全国普遍接入，拆分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将与新成立的数家长途、本地公司商讨互联互通问题，政府、企业都将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协调处理全国十几家电信运营商的互联互通与平等接入，这将极大影响对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用户的基本通话服务方面的投入。

　　1998年，巴西政府将原国有电信公司解体，拆分成1家长途公司、3家区域性公司和8家移动电话公司。然而，改革后曾经发生过一周之内全国通信瘫痪，连本地电话都打不通的难堪局面，为此巴西政府下达总统令，促使各公司加速解决互联互通问题。另一方面，作为被改革对象的中国电信的数十万员工，不少将有可能面临转岗，甚至下岗的生活窘境，这样的心情难免不被带入日常的经营服务工作中去。

　　中国电信业的整体竞争实力被拆低

　　尽管目前我国固定电话用户数位居世界第一，移动电话用户数位居世界第二，但是不断扩张的用户市场规模并没有速成中国自己的电信“巨头”，而是与发达国家的主要电信公司差距甚远。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最大的两家电信运营公司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的业务收入分别约为200亿美元和140亿美元，位居世界电信公司十五名以后。即使把我国所有电信运营商合为一个公司，2000年业务收入也不过370亿美元左右，也比不上排名美国第四的Worldcom一家公司(年收入约390亿美元)。

　　以目前世界上唯一仿效了美国拆分模式的巴西为例，1998年，在美国某机构的协助下，巴西政府对国有电信公司Telebras进行解体和重组。Telebras被分拆为12家公司：一个长途公司，经营长途和国际、数据、互联网(拥有拉美地区最大的互联网骨干网)及传输业务等；三个区域公司(北部、南部和圣保罗地区)，经营本地电话和区内长途业务；八个移动电话公司，分区经营移动通信业务。结果，长途公司由美国Worldcom绝对控股，并占有该国90%的长途市场份额；圣保罗电信公司由西班牙Telefonica控股，南部电信公司由意大利电信控股，北部电信公司由国内财团把持；移动电话公司也大部分由外资控制。巴西的电信拆分式改革，终究造成本国电信业基本由外资控制的局面。巴西电信业重走了美国14年前的路，最后受益的当然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电信运营商。

　　我国即将加入WTO，尽管基础电信业务的外资持股比例将在四五年后才达到49%；但是民族电信服务业已别无选择地直接面对来自美、欧、日等“电信列强”的巨大竞争压力。中国通信市场一直为世界电信“巨头”所垂涎。目前，移动、联通、网通的背后都有境外电信公司或投资机构或多或少地参股，充当战略投资者；上海电信与美国AT＆T在浦东也建立了合资公司。一旦我国加入WTO，履行基础电信协议，外资必将蜂拥而至，而国内各家电信公司为了迅速扩大规模，增强实力，也将积极寻求与国外电信公司更深、更广的合作。业内人士认为，在这激战前夜，若继续拆分占国内电信市场份额50%左右的中国电信，那么，国内再大的电信公司也将排名于世界电信公司二十名以后。

　　拆分使国家信息网络安全面临威胁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在由美国间谍机撞毁中国飞机事件引起的中美网络大战中，中美两国被对方黑客“攻克”的政府、军事部门及商业机构的互联网站点的比例大约在三比一左右。这次中美网络大战，与其说是中国网民一次爱国自卫反击行动，还不如说是未来信息战的一场“迷你”实战演习。因此，由于互联网乃至整个通信网所提供的产品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电信服务涉及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国防等要害部门信息网络及公众通信网的安全。

　　因此，拆分中国电信后，纵然能使国内电信市场各运营商的规模更加接近，但可能出现的结果并不是一些人主观期待的“势均力敌”的市场竞争环境；相反，以联通、铁通、网通较小的规模和实力，极可能的结局是与拆分后的中国电信的各个公司一起处于为外资所左右的被动劣势，进而使整个国家的信息网络安全面临更大的威胁。

　　拆分将拉大地区性信息化差距

　　目前，我国信息化发展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东中部地区电信市场需求旺盛，联通、网通、吉通等新兴公司采取“撇奶油”的竞争策略专注于投资城市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而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成为我国通信业务发展相对落后、市场竞争尚未形成的区域。今年一季度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西部的电话(含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普及率是11.7%，比东部低24个百分点；西部通电话的行政村比例为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其中，贵州省的电话普及率仅为6.5%，远远低于全国电话普及率20%的总体水平。

　　据业内人士透露，为了改变电信发展的地区性差异，使更多的老百姓享受电信服务，信息产业部正在加紧研究制订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政策。但由于各家运营企业对如何缴纳普遍服务基金存在较大分歧，而且对承担普遍服务义务的运营企业如何进行成本补偿并不明朗等问题，因此，短期内普遍服务问题难以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此时，若把中国电信的本地业务拆分成若干家独立的区域性公司，成立所谓的西北电信公司、西南电信公司，将使这些地方本来就亏损经营的本地电话业务，在失去原来中国电信企业内部、全程全网的交叉补贴，也得不到实质性的普遍服务成本补偿后，陷于举步维艰经营困境，而最终影响西部地区的通信事业的发展，无形中缩小了我国潜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电信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我国信息化发展的地区性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