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末，记者在上海徐家汇遇到一个别着学生证乞讨的贵州女孩，一番交谈，她把记者的目光引向了“假期流浪儿”这样一个特殊群体——时值暑假尾声，大部分城市学生正在抓紧享受最后一周的轻松时光；然而在城市的同一片蓝天下，还有一些来自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却正在流浪行乞，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目的——凑够学费，赶在开学前回到家乡重新成为“学生”。

　　这个女孩名叫顾梅花，今年16岁。记者遇到她的时候，她脖子上挂着纸牌（见左上图），上面写着家里没有办法给她新学年的学费，而她实在不想离开课堂。面对过往行人，她默默低头，下巴紧挨着胸前那张绿色的贵州凯里市凯棠初级中学学生证。当时已是夜里11点，虽然商业区内依然人来人往，但如此一个单身女孩不免令人担忧。她告诉记者，是凯里市凯棠乡南江村人，苗族。“我家在深山里，爸爸妈妈都不识字，种地没有收入，开学要交几百元学费，如果我讨不到钱回去就上不成学了……还有几个同学也在这里……”

　　经与贵州有关部门核实，记者了解到，在梅花所在学校以及乡里，有不少学生都像她一样利用假期外出到广州、上海、昆明等大城市乞讨。他们也想打工，但是大多年纪小，个子小（如顾梅花的身高只有145厘米），又缺乏技能，根本找不到活干。梅花本人已经是第二次到上海来，寒假已来过一次，这次是7月初来的。她说上海好心人挺多，现在已经有了300多元钱，过两天就准备回家了。与她同来的还有几个女孩，但是都已经走失了，她不知道还能不能在新学期的课堂上重新见到她们。

　　离家千里，睡在哪里？吃什么？遇到危险怎么办？记者“暗中”观察了梅花在上海一整天的生活。这一天，她吃了两袋1元的方便面，晚上睡在人民广场的椅子上，一天中一共得了20多元。梅花很高兴，说是比她在江苏擦皮鞋的表弟还可能挣得多呢！她的表弟，是个小学生。

　　“假期流浪儿”们风餐露宿，过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生活。虽然重返课堂目的正当，但是在街头干杂活或者乞讨的行为却必然将对青少年的身心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梅花的家乡到底有多少有类似经历的孩子？这些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普九义务教育”为什么没能在实践中贯彻？当地有关部门如何从根本上就地解决“假期流浪儿”现象？带着这些沉重的问题，记者随梅花一起返回她的山村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