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展的承袭性，决定了20世纪的军事遗产，还将影响21世纪的战争走向。
--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在发展道路上，希望与危机同在。只有充分认识危机，才能增大希望；看不到危机，本身就是一种危机。
编者按：21世纪的帷幕已经拉开，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灿烂辉煌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里程。
凡事预则立。辞旧迎新之际，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认识未来，描绘未来，谈论未来。21世纪国际安全环境如何演化？怀着强烈使命感的当代军人，如何认识形势和任务，建设好我们的国防？为此，本报特开辟《新世纪展望》专栏，逐次推出三篇署名文章：《21世纪战争与和平走势跌荡》，《21世纪新军事变革将持续发生》，《21世纪发展中国家国防建设呈现跨越》。这些文章只能就发展趋势作粗线条勾勒，文中的一些预测性分析和前瞻性观点，仅是一家之言，旨在为读者打开思路、开阔视野。
人类已经踏上了21世纪的征程。
曾几何时，人们对新的千年充满了醉心的幻想，对新的世纪产生过美好的憧憬。可当我们真正置身于21世纪的时空时，困惑、忧虑和担心仍然伴随着我们；鲜花、笑脸和幸福并非当今世界的全部。
(一)
21世纪战争与和平的走势如何？人类可以抛弃蒙昧，也能够走出野蛮，但新世纪还不能摆脱战争。
历史发展的承袭性告诉我们，战争在走向未来时，必然要受到惯性的制约。20世纪初，许多预言家在对未来战争作出判断时，忘记了重要的一点，这就是19世纪留下的军事遗产是什么？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回首往事时才豁然明白：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是对19世纪克劳塞维茨关于绝对战争理论的展现；20世纪机械化战争淋漓尽致的表演，得因于19世纪逐渐累积起来的工业革命成果；20世纪风起云涌的人民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国家独立战争，是对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具体实践……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起始点时，首先需要对20世纪的军事遗产进行清理。
所谓军事遗产，就是指具有历史继承性和指向性的战争理论、实践及其经验教训。决定21世纪战争发展的许多因素，就存在于20世纪的历史影响之中。
20世纪使产生于19世纪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将是21世纪赢得人民战争、正义战争的最为重要的思想武器。
20世纪打造的足以将人类毁灭若干次的核武器，在长达40多年的冷战中成熟起来的核战争理论，还会继续影响着21世纪的战争和国家战略，人类社会的上空还会飘散着核战争的阴云。
20世纪新生长出来的信息战、信息化战争理论，在21世纪会日益成熟起来。
20世纪把三种类型的军队，即体能军队、技能军队和智能军队推入21世纪的时空，从而使新世纪的作战样式更加多样化，战场上的对抗与角逐仍将表现出时代的不对称性。
20世纪所形成的一些军事盟国，在21世纪不可能自行解散；各种军事同盟或国家集团间的矛盾也不会自然消除。这起码使21世纪前期的战争还会打上“联盟”的烙印。
20世纪兴起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浪潮，以其强劲的势头流入21世纪。这将使21世纪的战争始终处于创新与变化之中。发达国家军队试图通过这场新军事变革，进一步拉大与其他国家军队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军队则力求借助这场新军事变革，缩小乃至消除与发达国家军队的“时代差”。许多国家军队的战争准备，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军事变革和改革的过程。
历史不会重复，但也不能割断。20世纪已经终结，但我们的认识却远远没有完成。对21世纪战争的理性把握，决定于我们对20世纪战争认识的深度。20世纪堪称“战争世纪”，其战争诱因之复杂，战争规模之大，战争样式之多，战争发生概率之高，战争手段之残酷，战争伤亡之惨重，战争影响之深远，在几千年的战争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这种“战争世纪”的强大惯性，会直接冲击着21世纪。
当然，21世纪不见得会成为又一个“战争世纪”，但21世纪肯定还会创造出新的“战争之最”。虽然人类至今还没有一种“时代望远镜”，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整个新世纪的军事流年；也没有一种历史的“B超”，可以透晰21世纪的战争事件，但得出下述判断还是有充分根据的：21世纪前期，将是核威慑下的信息化战争，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主领风骚；“三次浪潮”文明军队并存，就世界范围而言，战争可能是“数代同堂”。21世纪的中后期，战争会发生全新的变化，空间战、无人化战争和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战，乃至生物战，出乎人们想象的作战样式，将使人类暴力形态一改旧观，竞争对抗活动焕然一新。
(二)
站在新世纪的起跑线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20世纪无数战争冤魂对战争的诅咒之声，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的时候，谈论战争似乎不合时宜。但在诱发战争的动因依然存在、产生战争的根源仍未消除的情况下，“忘战必危”的古训必须牢记。1999年9月13日，江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仍然趋向缓和，但天下并不太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面临新的挑战。世界上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因素明显增加。人们普遍感到这个世界还很不安定。”当我们展望21世纪的国际安全环境时，更能感受到江主席这个判断的正确性和深刻性。
提到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并不是说21世纪将远离和平、充满黑暗。尽管21世纪还改变不了“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马克思语)的既成事实，但和平的机制的确在趋于完善，和平的力量也确实在不断增长，各国对和平的渴望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人类对战争的厌恶也从来没有如今这般强烈。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这一论断在21世纪仍是不容怀疑的真理。
有一种说法，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人类的共存性突出了；“人类越来越像同乘在惊涛骇浪中的一条船上，搏击风浪，到达彼岸，是被动的共同选择”。正如《孙子兵法》中说的“吴越同舟，相救如左右手”。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发展，必须考虑另一个国家的生存。所谓“暴力是解决人类冲突的唯一途径”的格言，开始引起人们的质疑。摈弃失控的战争，通过威慑来遏制战争，必要时用有限战争赢得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则是明智的做法。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也反映了21世纪总的趋向。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不是“世界大同”。经济全球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促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一方面又会加深各国经济竞争。而新的竞争，将带来各国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失衡，不但可能引起经济政治动荡，还有可能导致战争。“吴越同舟”只有面对大风浪时，才能“相救如左右手”；大风浪过后，“同舟之人”也可能转为“同室操戈”。
回首20世纪，虽然战事连连，但值得人类自豪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几十亿人民摆脱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与压迫，走上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道路。另一件是人类在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21世纪，人类能否摆脱战争、贫困与生态危机，真正实现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多一些忧虑，总比多一点盲目乐观要好。
(三)
关于战争动因问题，海湾战争之后，理论界一度认为，未来战争主要是宗教矛盾、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引发的局部战争。这些矛盾冷战时期也有，只是被两霸争夺的主要矛盾掩盖了。冷战之后，水落石出，这些矛盾被突出出来了。此分析一度反映了世界战争热点的实际。现在看来，战争的主要根源和动因，还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建构单极世界的霸权图谋与多极化发展趋势的矛盾将日益突出。江主席指出的“多极化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是因为世界战略格局在演进中，还有重重阻力。去年9月，在第五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一些外国学者问，中国提出的“多极化”意义在哪里，它是不是一种反霸的工具。我们说，多极化是一种历史趋势，顺应这种趋势，积极推进这种趋势，在对外政策上，必然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就是说，我发展也要你发展，将来国际格局是三极、五极、七极？我们只能顺应历史演进的规律，谁发展得快，谁就可能成为一极。总之，在共同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推进多极化也有竞争，但竞争的目标是“双赢”，或者“多赢”。相反，竭力阻挡多极化趋势，只准建立“单极独霸”的世界秩序，在对外政策上，一定要阻止任何一个可能成为一极的国家崛起，必然坚持一种脱离时代的思维逻辑：我发展则要限制你发展。你发展快了，那就是对我的威胁，就要限制你，控制你，就要找你的麻烦。你只能永远落后我几十年，只能无所作为。
现在，就我们中国的生存环境看，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像20世纪那种外敌大规模入侵的全面战争，21世纪可能不会出现了。问题是中国要发展，要走向富强，要争取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前进路上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我们发展的目标有多高，宏图有多大，遇到的风险就有多高，挑战就有多大。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是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存在的。我们希望和平，但和平不是靠企盼争得的。忘记战争的军队只能招致战争，只想和平的国家就会远离和平。
我们这些中华儿女，需要改变一种心态，即每逢辞旧迎新之际，总喜欢听一些“祝福”性的“吉利”话。以这种心态看形势，就可能不自觉地进入一种盲目的理想主义状态，受到一种“良好心理”的蒙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应实事求是进行形势分析。
21世纪，我们面前存在着希望和危机，只有充分认识危机，才能增大希望；看不到危机，本身就是一种危机。
21世纪，前进途中有光明也有风险，只有更多地认识风险，才能争得更多的光明；看不到风险，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21世纪，发展道路上有机遇也有挑战，只有充分认识挑战，才能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捕捉机遇；不能充分认识挑战，本身就是一种挑战。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来说，最需要的是气，是民族志气；是精神，是进取精神，奋斗不息的创造精神。“哀莫大于心死”，精神之火的磨灭是最可怕的。于是可以说，有危机、有风险、有挑战，从一定意义讲是好事，因为这都是激发军队、民族进取精神的外部动力。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敌戎”中说得好：世人“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走进21世纪的中国军人，应当多一点忧患意识，少一点求安逸的惰性，才是国家民族昌盛之兆。郭武君、吕德宏、赵险峰、李炳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