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认识了这些被人们视为朱镕基学生的中年人。听他们在一种完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谈起自己的院长，谈起在经管学院学习的日子，谈起毕业后各自不同的奋斗历程。
我把采访对象限定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间的在校生中。因为：从１９８４年４月朱镕基任经管学院院长，这期间在经管学院求学的学子，现在已是人到中年，具有比较广阔的人生阅历，他们的所思所想，无疑将真真切切地反映共和国２０年经济改革和发展历程中个人的命运与国家发展的前景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又与一位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导人物的思想、风格与气度有关。
清华经管学院挂牌于１９８４年４月，它的前身是成立于１９７９年的经济管理系。它第一次对外正式招收本科生是１９８０年。那时，经济管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字眼。
原１９８１级本科生、现任美国雷曼兄弟公司中国业务负责人李山回忆道：
“那年填高考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本来是想填清华大学建筑系，因为我从小喜欢画画儿，那时我并不知道清华还有一个经济管理系。后来，我从报纸上知道，中国最缺乏的是管理人才，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我这样一个生活在偏远地方的年轻人看来，毕业后能当个厂长经理，就挺是个人物了。”
原８１级本科生、现为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杨宏儒道：
“我们进校时，年龄都不大，也就是１７、１８岁的样子，但有一段时间，大家好像在进行着某种训练，同学之间见面就像领导同志们见面一样，不提对方的姓氏，直接叫某某同志，譬如我，就经常被同学们叫做‘宏儒同志’。”
“当时经管学院招了一批干部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现在已成为省、部级领导干部，这些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社会阅历比较丰富，我们就经常去找他们聊天。应该说在这种氛围熏陶下，每个人都充满了野心和欲望，但具体做什么却未必想得很清楚。”
当年的经管学院，出人头地的想法缠绕着很多人。可以想象，这样一群充满了野心和欲望而又略显幼稚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其言行难免会有些令人惊骇，这让一向注重政治思想教育的老师们颇费了一番苦心。李山至今还记得经管学院党委书记的教诲：英雄主义很好，但是不能光想个人英雄主义，要想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
对于李山来讲，朱镕基对他的教诲则是影响了他的一生。
１９８６年７月的一个傍晚，在为经管学院毕业生饯行的宴会上，刚刚考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出国项目的李山，走到朱镕基面前，告诉他自己将去美国留学，朱镕基问：
“哪一所加州大学是×××当校长的那所吗”
“不是，是戴维斯分校。”李山回答。
“你学成一定要回来。”朱镕基叮咛道。
“没问题，我出国是经过严格政审的，一定会回来。”李山说。
“不是政审问题，国家确实需要人才。”朱镕基加重了语气。
“那我应该学经济学中的什么专业呢”李山认真地问。
“什么都要学，不能只学美国的，还要学习日本、欧洲的经验。”朱镕基说。随后，朱镕基在李山毕业留言簿上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然后又补充道：“我这几个字不是随便写的，你要好好努力。”
李山没有忘记朱院长的话，在美求学期间他先后选修了６个专业美国博士一般只要求学２个专业。
在李治平的眼里，朱镕基不仅有能力、口才极佳，而且是一位办实事的人。
“我记得当时干部研究生班有一位来自重庆钟表公司的学生，读的是全脱产在职研究生，按规定原单位应该给他发工资，但他的单位说他是全脱产学习，就不给他发工资。他在万般无奈之下，给朱镕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只是想和您说说这件事，不指望您能帮多大忙，因为您在北京，我在重庆，这事儿您肯定是管不着。’朱镕基看了这封信后在一次大会上说：‘这件事我还真是帮得了忙’。后来，他真是找重庆的有关人士协商，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作为朱镕基亲自带过的四大弟子之一，杨宏儒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少了很多，他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那时朱镕基已调至上海任市长，工作十分繁忙。
后来，朱镕基曾对学院的老师说：“他指杨宏儒的论文我没有看得很深，一看就困。”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理论。”杨宏儒现在说起这事来，仍面露愧意，“我那时过于追求理论表述的严谨性，文字比较晦涩，有些话的定语也很长，作为一个市长，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看这样的东西，确实是一看就困，现在我能理解了，真是很难为他。”
尽管朱镕基没有时间尽一个导师的职责，但他还是尽力为杨宏儒提供一些增长见闻、锻炼能力的实践机会。杨宏儒回忆说：
“他在上海的时候，我曾去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他把我交给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让我们一起研究上海市工业状况。我想他可能是希望我能拿出些东西来，对他能有所帮助。但可能是我当时太年轻，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想法，所以写出的东西比较表面化，有些东西过于抽象或是追求一种模式，不是特别符合实际。”
杨宏儒现在重温此事仍不无遗憾地说，“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
原经管学院副院长董新保教授回忆说：“朱镕基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批评起人来不得了，我和他接触很多，有时他当着我的面批评他的部下，我不好意思听，只好躲到屋外去。”在董新保的记忆中，朱镕基只有和他的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说有笑。
这很难说得上是朱镕基的偏心，而是特殊的师生关系让他们之间自然地显现出让人羡慕不已的温情。他的学生们则从中体会到很多难以言传的感觉。
他的学生、北京鑫民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治平说：“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他，不是因为他的官有多大，而是因为他确实卓越不凡，他讲话非常有条理而且极为敏锐，说起一些重要的统计数字如数家珍、张口就来。老师们都说，你要让朱院长讲话，只要告诉他讲多长时间就行了，不需要让他写讲话稿。他讲话从来不用讲话稿。”
据统计，清华经管学院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在校生中，至今旅居海外的超过半数以上。以杨宏儒所在的８１级本科生为例，全班３１人，留在国内的只有六、七人。而学院第一届本科生８０级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全班３１人，留在国内的仅有二、三人。
面对这样的统计数字，经常以自己的学生自豪的朱镕基不无遗憾地叹息道：“我的学生怎么都不回来？”
李山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朱总理问这句话的时间，那是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５日。那天下午，担任高盛亚洲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李山，陪同由总裁率领的美国高盛投资银行五人代表团在中南海紫光阁拜会朱镕基。
当走在最后的李山站在朱镕基面前的时候，朱镕基问了上面那句意味深长的话。
措手不及的李山有些慌乱地说：“会回来的。”
朱镕基似乎看出了李山的尴尬，轻轻地说了一句：“我不是责备你。”
宾主依次入座后，朱镕基继续发问：
“我付多少钱你才愿意回来？要付高盛的工资吗？”
“不，只要能为国家做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就行。”李山认真地说。
一年以后，已调往伦敦任高盛欧洲企业并购部执行董事的李山，借朱镕基总理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之机，将一份《中国国家投资银行筹建草案》和一份志愿回国效力的海外高级金融人才名单当面呈送到共和国总理的手中，并力陈创办股份制国家投资银行的重要性。
几天以后，李山受到时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的专门邀请，从伦敦飞往北京。陈元带给李山的信息是：朱总理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正式要求，国家开发银行转换职能，办成国际水平的投资银行。
李山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回伦敦向高盛公司老板提出辞职，就被留在北京，担任投资银行筹备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他的学长陈元亲任组长。经过５０多天的紧张工作，一份由筹备组共同起草、由陈元行长签发的《国家开发银行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金融有限公司的请示》正式呈送到国务院。
李山的理想似乎快要变为现实了。
此时，他所在的高盛公司宣布了上市计划，如果他不选择辞职，就意味着他可能获得百万美元的高盛股份。但是，他还是正式签署了辞职书。那一刻，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虽然李山创建投资银行的梦想未能成真，但他的目标并没有因此改变。“我不会半途而废，如果我不能把我的聪明才智用于为国家服务，那实在是有负天意。”
